很多專家都認為，斧鉞和「王權」的關聯，萌芽於新石器時代。

    作為一種進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鉞的使用不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勇氣。

    在近身肉搏戰中，手持斧鉞、驍勇異常的勇士，無疑會在捍衛集團利益的過程中獲得所有成員的擁戴和推崇。

    這應該是青銅鉞成為王權象徵的現實基礎。

    所以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戰沙場總也少不了斧鉞。

    如《說文》引《司馬法》云：「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仗黃戉，右秉白髦。」

    《史記·殷本紀》亦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詩·商頌·長發》：「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從王權象徵物引申開去，青銅鉞也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徵。

    《淮南子·兵略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將軍時的具體情形：君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執斧，持頭授將軍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說明斧鉞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徵，乃是將軍率軍征戰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進行朝政與禮儀活動，斧鉞同樣不可或缺。

    《逸周書·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王秉黃鉞正邦君。」

    說明周王作為宗主國或者盟主國國君，必須秉黃鉞親理政事。

    而大凡有大型國事活動，王者身後須設有繪製斧鉞圖案的屏風狀禮儀設施。

    春秋戰國以來，斧鉞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但在天子的大駕鹵簿中，卻也一直少不了黃鉞，青銅鉞作為皇權的象徵之一仍殘留在禮制的行列中。

    《後漢書·輿服志》中記載的天子出行，「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一直延續至漢代，仍可見沂南漢畫像「車馬出行圖」中的斧車，斧應是鉞的傳承。

    唐代的統治階層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鉞，這點為皇親貴族墓葬壁畫所證實。

    但據杜佑《通典》記載，唐代皇帝出行儀仗行列中仍保留著黃鉞車，甚至天子八寶(各種璽印)在出行時也需置於黃鉞車中。

    到了崇尚復古的宋代，統治者又一度恢復了斧鉞制度，考古發現中斧鉞(包括壁畫)較為常見。

    在《宋史》卷二七九記載：「(宋)太宗嘗幸內廝，(張)進以親校執鉞前導。」

    這說明皇帝的日常活動或出行禮儀中，仍然以斧鉞來彰顯王權。

    宋代以後，斧鉞非常少見了。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漢出行儀仗配置專用的斧鉞車，似乎過於繁縟，尤其火器的出現可能弱化了斧鉞的威嚴感；二是斧鉞的象徵意義可能逐步為另一種禮儀化形式圭所代替。

    圭一般為玉石質，可以佩戴，更適於朝政、出行等活動。

    國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別。

    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體系中，諸侯王雖然擁有使用「青銅鉞」的資格，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

    什麼樣的青銅鉞可以被使用在什麼地方、用在什麼人的身上，都大有講究；

    而質地、大小、紋飾不同的青銅鉞，也對應不同等級的使用者這些被專家們稱之為「斧鉞制度」的規範，必須被嚴格遵守，即便尊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說，青銅鉞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徵，而號令三軍總要以軍法相佐，青銅鉞因此具有了執行軍法的功能，並一度擴大到軍法以外的刑法領域，成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詞。

    作為刑具的青銅鉞同樣具有極高的尊嚴，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獲得斧鉞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

    文獻記載中的斧鉞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貴族或者官吏，諸如商紂及其嬖妾，還有蘇武和趙充國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為歷代天子所專用的「黃鉞」，明顯有別於各級貴族用鉞。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率軍攻破殷都朝歌，「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