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禁軍已經糜爛，早不是建國時的那支精銳之師了。在杜中宵眼裡，軍紀松馳，所謂器甲鮮明只是客氣而已，實際下層軍士很多衣著破爛。這種軍隊，杜中宵看了都心中犯嘀咕，何談打仗。

    文人談兵，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過於著眼於雙方交戰，把大多戰事都歸結於主帥的奇謀妙計。血凜凜的戰場拼殺，非要硬向將帥智斗上湊，而忽略軍隊的基本建設。談起軍容軍紀，便就是嚴刑酷法，舍此再無辦法。建設文明之師，威武之師，他們根本就沒有概念。

    范鎮見梅堯臣有些不高興，道：「杜小官人說得也有道理。西北用兵數年，不只是沒有剿滅元昊小丑，反而喪師失地，局面一天比一天更壞。禁軍中多有名臣宿將，真講起來，未必比党項人差到哪裡。只是党項窮鄉僻壤，士卒吃苦耐勞，軍法又嚴，非中原大軍可比。范相公和韓相公到西北，便就主張多用西北弓箭手，既省軍費，與党項作戰又強過禁軍。」

    杜中宵聽了，只是推託一句自己不懂，便就住口不言。多用西北弓箭手，用邊民當兵，還不是又回到了前朝羈縻邊疆的老路上。無論是從兵源上，還是裝備訓練上，中央禁軍都要強過邊疆民兵，戰力反倒不如他們，只能說明制度、指揮等一系列軍隊建設出了問題。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改用邊疆民兵，無非是飲鴆止渴。面對強敵只能努力提升邊疆地區的軍事實力，僥倖勝了，尾大不掉，一個處理不好，邊疆民兵再次發展成新的動亂之源。現在叛亂的党項，最早不就是這麼來的麼。

    這是邊疆治理的老問題，不只是軍事如此，政治、經濟等等同樣如此。而且環環相扣，幾項因素互想影響，和平時期是中央的拖累包袱，一到動盪時期，就成為動亂之源。

    其實對大宋來說，不只是西北，西南同樣如此。地理條件不好，而且多蕃邦異族，獨立性強，平時最經濟的辦法就是收買拉攏。一旦經濟出現困難，收買不到位，或者那裡出現野心，便起動亂。

    多了一千年見識，杜中宵對這種事情見得多了，見怪不怪。真正解決邊疆問題，除了肯花錢，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夠人力，特別是堅強的官吏隊伍，持之以恆數十年的努力，才能見到成效。不過對於政權來說，那樣做的代價和難度，遠不如收買分化來得容易，等到出問題反正也是別人去背鍋。

    梅堯臣卻是不依，與范鎮長篇討論起軍事來，杜中宵也不插嘴。

    文人們談軍事，有價值的是對歷史戰例的總結。他們大多熟悉歷史，對戰例信手拈來，說起來頭頭是道。至於分析總結的對不對，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真正細緻的軍隊工作，比如組織、訓練、編制等等，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對於軍隊管理，往往就滑到森嚴軍紀一言不合就斬的殺殺殺上，讓人感覺起來殺氣騰騰。別說文人治軍軟，實際上文人為帥，往往對內比武將更加敢殺。

    最後又說回西北前線，梅堯臣道：「我聽曾去過前線的人講，党項人軍紀極嚴。數萬人環聚，主帥舉杯飲，眾人才敢飲。若有人敢造次，立斬不赦。似此就非禁軍可比。數十年未戰，禁軍軍紀松馳，如何對付得了如此虎狼之師！以此觀之，京城禁軍——唉！」

    說完，痛心疾首。他和范鎮都曾經在京城生活多年，對禁軍的境況非常熟悉。禁軍一方面以下凌上，紀律鬆弛，另一方面軍官役使士卒，武備不整，情況不容樂觀。

    范鎮也是搖頭，與梅堯臣一起喝了一杯酒。

    杜中宵實在忍不住，道：「古之良將，必稱孫吳。孫武為將，以宮女試軍，當斬則斬，軍紀嚴明整肅。吳起為將，視兵如子，與其同甘共苦。可見帶兵之法無非如此，一方面軍紀嚴明，一方面將帥要自己檢點，以身作則。軍隊不能打，兵固有錯，將帥也非無辜，此事說起來就是個大題目了。」

    梅堯臣和范鎮聽了杜中宵的話，一起笑：「小官人書讀得多，世事卻還見得少。帶兵打仗的事書上如此說，實際卻哪裡會如此。大宋立國六七十年，此時兵將，早與古時不同了。」

    這個話題就此揭過，再談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各人有各人的經歷，有各人的看法，不真正到前線帶兵打仗，誰又能夠說服得了誰？在座的三人，這種機會都渺茫得很。

    范鎮道：「稍候到了下午，小官人隨我回到官衙，把『其香居』的人一起叫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