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和李繼和相對而坐，一邊聊著天，一邊飲著酒。

    帳外面，鐵炮壓制住了城頭，在南城門兩側留出了一片空白地帶。王凱指揮著神衛軍士，把重新搭好的曲城靠到城牆上，五百精兵魚貫而上。

    到了這一步，大局已定。杜中宵不再參與戰事，也不觀戰，自顧與李繼和在帳中飲酒。

    聽著外面殺聲震天，李繼和道：「學士，你到貝州之後，立即扭轉戰局，今日攻城必勝。到了這個時候，怎麼不出去看一看，只顧在這裡飲酒？」

    杜中宵道：「不過數百士卒叛亂，裹挾城中百姓，依賴堅城，才拖延到今天。城一破，便就如砍瓜切菜一般，有什麼好看？再者說了，這又不是面對外敵入侵，叛亂的終究是本朝百姓，不過一時被妖教迷了心智而已。作亂著實該殺，但讓亂子起來，朝廷就有許多不是。」

    李繼和點了點頭：「學士說的是，這仗原就沒什麼意思。」

    貝州之亂，當然不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戰爭，這場亂子，農民只是旁觀者。但這幾年彌勒教的大規模傳播，卻說明了社會矛盾激化，底層人民受到的壓迫加深。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叛亂，朝廷應該負更大的責任。

    但誰負責呢？西北党項叛亂，耗費了無數錢糧，卻一戰不如一戰，最後只能議和。不管用什麼樣的名義，每年都還賜絹帛，可謂是內外交困，丟盡了大宋臉面。陝西、河東、河北沿邊三路，這幾年負擔沉重，最後換來這種結果，不出亂子才不正常。

    杜中宵親歷其事，知道這種局面，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幾個人能夠擔起責任的。這種結果，說明天下出現了問題，而且非常嚴重。党項數州之地，為了對付元昊，朝廷花了太多的錢，說明官僚體系的效率不高。以優勢兵力，天下近半精兵，屢戰屢敗，說明軍事上的問題更大。

    朝廷沒有什麼對不起作戰禁軍的，戰事不力，推不到對軍隊苛刻上面。幾年作戰，朝中官員普遍捐出俸祿的一部分，支援戰事，前線將士足兵足餉。數年無大勝，朝廷對軍功依然慷慨。近的如貝州城下的王凱，不過十年時間，就由一個底層的巡檢，升到了武臣極任的管軍大將。更典型的如狄青，十年間由一個捧日軍小校，做到了一路都部署，管軍大將。再進一步，杜中宵沒記錯的話，狄青要做副樞密使了。

    從禮遇上講，管軍大將與樞密副使相等，俸祿上還要更加優厚一些。不過副密院是文臣系統，偏向於軍令，掌管著人事和財政，權力更大。

    杜中宵記得以前有人論宋朝的武將，有人把狄青與岳飛相提並論。杜中宵查了狄青的履歷，兩人根本沒有可比性，狄青從來沒表現出能夠指揮一場大規模戰役的能力。實際上在這個年代，高級將領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表現出這種能力，宋軍沒有打贏一場大戰。狄青的戰功，在西北並不突出。

    不了解事實，對於西北慘敗，經常會得出官員貪污腐敗，將領怯懦怕死，士兵濫竽充數這種想當然的結論。其實與對面的党項比起來，宋軍這些毛病，遠比對方輕得多。

    那為什麼還是敗了？這就涉及到根本的制度問題了。既有文臣武將的關係，也有軍事制度，更深的還有立國之本。即現在人常說的，軍為大宋立國之本，但執掌權力的，又以文臣為主。

    不管是在西北，還是貝州城下，以文官重臣為帥，高級武將負責軍事指揮，已經是慣常做法。明鎬以體量安撫使統一掌管軍政，軍事則以王信為都部署。沒有明鎬，則前線軍隊的後勤不好協調，軍糧轉運的轉運使系統，已經徹底成了朝政的一部分，早就以文官為主。而且武將的素質，也無法跟朝廷的中書和樞密院對接。沒有王信這個都部署，作為文官的明鎬，無法有效指揮軍隊。

    這種體系，就是在西北磨合出來的。戰事初起，前線分掌一路的是武將帥臣，他們打得實在太過難看。范仲淹和韓琦為代表的文臣邊帥，代替了前線的武將，才穩定了局勢。不是因為文官為帥，才導致了前線失敗，而是因為前線失敗，實在沒有辦法了，才用文臣為帥。

    為什麼這樣？這就又涉及到現行軍事制度下，軍隊的能力問題了。

    在火山軍的時候，跟王凱和張岊配合，杜中宵實際沒有遇到真正的戰爭，對這一點感觸不深。在貝州城下數日，杜中宵看了典型的禁軍，他們的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