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奴與隸是兩個概念。後世所謂奴隸在此時單是指「奴」，反倒是隸還有一定「事業單位編制」的味道。

    從有歷史記載至朱慈烺此時，從未根除過。只能說從宋朝開始，儒學得到了空前發展，民本民粹地位高漲，由此產生了對奴的保護。

    只是這個過程很快就被信奉奴隸制度的蒙古人打斷。又因為蒙古人打下了世界史上罕見的廣闊疆域，更是將各色奴隸帶到了中國。在元大都的貴人之家，若是沒有黑廝勞役、棒子奔走、朝鮮女奴侍寢、南女歌姬演奏……那這家人家就會被整個權貴階層嘲笑。

    國朝承接蒙元，雖然志在恢復大宋制度，但不可否認蒙元的九十七年就像是白絹上的墨點，只能靠時間來沖洗，而且未必能洗得徹徹底底。這也就是國初在許多制度上仍舊帶有濃濃的蒙元氣息，比如蓄奴。

    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太祖朱元璋廢棄「行省」不用，而改用三司，對於蓄奴的問題也是大加限制。

    首先在蓄奴的資格上，庶民不許蓄奴。這是因為奴在許多法律層面的權力其實與「凡人」一致，所以庶民與奴的分界線不大。

    其次，對於有資格蓄奴的勛戚、官宦之家，蓄養奴婢的數量也有規定。公、侯之家不能超過二十人，一品官員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

    在太祖皇帝的高壓鐵腕之下，大量奴僕被解放出來，成為自由民，為國初的休養生息提供了人力基礎。太祖高皇帝對《大明律》的期望是「萬世不易之法」，為了避免蓄奴之風的再次興起。大明律中還有「禁止奴婢典賣」、「禁止逼良為奴」的條款。

    謹以黃世仁與楊白勞為例，則黃世仁犯了「庶民蓄奴」、「典質奴婢」、「逼良為奴」三項罪名。若是楊白勞訟至官府，黃世仁可能受到「杖一百」到「流三千里」之間的刑罰，喜兒還是得放還自家。

    朱慈烺知道如今這種局面，乃是兩百年沉疴所致。是法紀馳廢的結果，絕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而且據他所知，奴婢之中還有農奴和奴工兩種。

    尤其是奴工，在江南蔚然成風。那個毀譽參半的徐階徐閣老家中就蓄養了上千女奴，為其紡織，然後拿出去販賣。一刀切地廢奴。非但無法解決被廢奴僕的安置問題，還可能摧毀現有一些新興行業。

    雖然沒有人明面上提出來過，但朱慈烺能夠從江南拿到巨大批量的廉價棉布，這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經濟依賴。

    「我從南方招兵，但凡有奴籍者一旦入伍便脫奴為良，本意就是怕有奴變之類產生。怎奈竟然還是避免不得。」朱慈烺一向是以自我為中心。堅信自己的舉措都是對的，而在奴變這個問題上竟然有先見之明卻無應對之策，顯然是對他的一記重擊。

    陸素瑤上前勸道：「殿下的本意自然是好的，只是地方上卻實在過分。那些蓄奴的大戶不肯放人，官府竟然也用巡檢司、警察防止奴僕逃走、參軍。雖然殿下開了口子，下面卻將這口子堵死了，著實可惡！」

    也有人認為參軍還不如為奴。不過陸素瑤不會往這方面去說，否則也太不會聊天了。她只是秘書，卻不是採風使，應答只求真實，不求全面。

    朱慈烺也是氣得牙癢。在他意識到自己出現負面情緒的瞬間，他立刻深呼吸，將情緒牢牢控制住，道：「先讓刑部出一道公函，告全國各警察廳、局、所，所有警力不得為追捕逃奴而用。從接函之日起。凡以任何藉口抓捕逃奴移交故主者，一經查實，以逼良為賤罪論；再令，大都督府各總部抽派人手到地方，聯同都指揮使司相關職官。徹查各府縣擅動巡檢司之事！」

    巡檢司相當於後世的武警部隊，是留守地方的軍事力量，主要是鎮壓暴亂、剿滅土匪。這支人馬雖然不能跟六大主戰部隊比擬，很多甚至是淘汰下來的輔兵，但擅自被基層官員調動卻是國家體制的大問題。

    各巡檢司巡檢恐怕還是存了武不如文的慣性思維，一看到縣府出文不敢不動。而縣尉多半也是沒有深刻意識到自己編制轉入都指揮使司的內涵，仍舊以為自己是知縣的佐貳官，唯知縣之命是從。

    這種情況也就只會發生在東宮勢力照耀不到的南方，北方哪有官兒會做出這等蠢事！

    「最後，讓內閣商議一下，起草一份聖諭。大致意思就是，無論良賤，皆我大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