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造成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依賴東南漕運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說，地小人眾、人勝於地、生之者少食之眾，並非老生常談，而是反映了人們對糧食問題的憂患意識。

    京師皇室及服務人口眾多。漢武帝時，司馬遷就感受到了長安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稱長安「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是當時三個地小人眾的地區之一。《漢書·地理志》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達到68萬多，人口密度為95人/平方公里。長安縣的人口已達到8萬餘戶，24萬口。西晉時關中人口百餘萬。唐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萬人，開元、天寶中，宦官約5000—10000人，宮女約5萬人，官奴婢有3萬人，工匠樂戶約3-4萬人。總之，皇室及其服務人口大約15萬。

    京師官員人數增加。官員中，有京官（內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師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別。京官（內官），指京師帝王之官。內職掌，指為帝王及其家屬服務的人員。職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祿和糧料，由太倉支給。西漢哀帝（前6-2年）全國官吏130285員，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全國官吏368668員，7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近3倍。西漢京師官吏數，史書不載。東漢（25-220年）京官1055員、京吏14225員；唐貞觀六年（632）京官640多員；開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員、京吏35107員。5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2·46倍。100年間，開元比貞觀增加了4倍。

    官員人數的增加，意味著祿米、職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祿米、俸料、職分田、公廨田。京官，祿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祿米減京官一等。京官祿米，以太倉之粟充之。京官祿米一年約五十餘萬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錢、食料、雜用、課錢四部分，分別指官員購買糧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補助、工作餐和個人生活補助、自備工作所需物品補助、護衛和庶仆代役使錢之補助。上述四項，後合併為一種俸料供給。京官及外官，都有職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職事各職分田，自十二頃至二頃不等，並去京城百里內給。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京城百里外給。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頃至二頃不等。「自大曆（766）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漢唐京官祿米取給太倉，是漕糧支出的大宗。漢官品級，以俸祿糧石數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間（780-783年），杜佑上奏：「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眾，經用雖繁，人有力余，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非可仍舊如」。官員數量的增加，而交納租賦者減少，是當時主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影響到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引起經國大臣的憂慮。

    京師軍隊人數眾多。武德年間，禁軍約3萬人。開元二十六年（738）北門禁軍約3萬人。自開元至天寶，駐守京師的宿衛兵約10萬人，其中北門禁軍3萬，長從宿衛66000人。加上駐守同州、華州、歧州等，約12萬人。唐前期府兵自辦衣糧，而募兵則由國家供養。如按《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計，則10萬軍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萬石軍糧，而不包括馬料在內。天寶中，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三百萬折絹布入兩京庫，三百萬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併入京倉，四百萬江淮回造米轉入京，充京官祿米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長安的皇宮尚食、京官祿米及折色占一千萬石，各地節度使軍糧約一千萬。建中二年，沈既濟上疏：「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呂祖謙說：「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