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今天，仍然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學術問題。20世紀以來，學者們從漕運倉儲、官祿民食、生計生產、供需商貿等相關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三十年來，更有學者專門研究漢唐長安的糧食供應問題，對於長安糧食的來源，學者們提出了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長安糧食依賴東南漕運，另一種意見認為長安糧食依賴關中，再一種意見認為長安糧食供應，因人口、時間等因素而異。糧食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一個與自然環境變化有關的問題。因此，圍繞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問題，還要做大量深入細緻的研究工作。本文將從關中天地人關係消長角度，來探討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問題。

        漢唐時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並不完全依賴關中，而是部分地依賴東南漕運。東南指函谷關以東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區。漢初，「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武帝初期，「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主要是漕運經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凍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個月。元光六年（前129年）開始修漕直渠，漕運里程減少600里，漕運較為便利。此後，「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成為漢家制度。再後來，「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谷」。山東粟、關東谷，指河南、山西之糧食。漕糧使「京師……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不可食」。司馬遷關於京師富庶的描述，給人留下了多麼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誰知道，漢朝京師的富庶，關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初，漕運規模不大。貞觀、永徽之際，長安主要依賴關中，每年從山東（崤山以東）轉運至關中者不過一二十萬石。開元初，每年約運一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運七百萬石。天寶中，每年約運二百五十萬石。肅、代、德時代（756—804年），京師依賴江淮漕運。只要藩鎮隔絕，「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德宗貞元初（785年），「太倉供天子六宮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於是增江淮之運，從浙江東西道、江西、湖廣、鄂岳、福建、嶺南，共運米300萬石，江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歲終宰相計課最。貞元二年（786）四月，關中倉廩皆竭，禁軍激憤，險些釀成兵變，當韓滉運米三百萬石至陝時，德宗得知後，「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運糧解決了皇室和禁軍衛士的糧食供應，緩解了可能發生的禁軍事變。可見東南漕運對漢隋唐京師長安的重要。

        當時許多人都認識到東南漕糧對長安的重要。蕭穎士說：「兵食所資在東南」。白居易說，都畿者，利稱近蜀之饒，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費。「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時，劉晏說，江淮、瀟湘、洞庭、衡陽、桂陽漕船，「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不僅使「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而且「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可追貞觀、永徽之盛」。憲宗敕書：「軍國費用，取資江淮」。權德輿說：「賦取所資，漕輓所出，軍國大計，仰於江淮」。宣宗制書：「禹貢九州，淮海為大，幅員八郡，井賦甚殷……通彼漕運，京師賴之」。這說明唐代君臣都認識到，江淮漕運對京師糧價穩定，以及政治經濟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懷古》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則害，在唐則利。」隋開運河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張洎、明丘浚的評論，大要不出其範圍。

        為什麼漢唐需要漕運東南糧食接濟長安？這完全取決於關中天地人關係的消長。傳統觀點，認為戶口多則國家強盛。但是，純消費性人口的增長，即長安皇室、京官、禁軍、士人等多種消費人口的增長，需要消耗大量糧食。他們是東南漕糧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師純消費性人口的增加，而關中生產投入的不足——國有土地數量減少（水利灌溉面積減少）和勞動力數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