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署二十四監的宦官們，對於納稅是非常牴觸的，但是皇帝親自下令，必須要遵從。

    王國光對這件事是極其驚恐的，這放在封建時代，實在是太過於炸裂，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

    王國光滿是惆悵的說道：「用人、理財之大端，王政之首務也。」

    在王國光看來，國家不理財，是決計不能行的，沒有理財之法，想做什麼事兒，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明眼下的風力輿論，是決口不能提理財之事，因為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

    也就是崇古的腐儒們喜歡說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確。

    論語中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常常將君子和小人對舉互言，君子只談義小人才談利；

    孟子中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只需要仁義就夠了，不必言利；

    本議有云：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仁義為大端，而利為末端，應該抑制末端而開大端；

    曾子也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而王國光則認為，用人和理財才是大端，國家政務之首要。

    現在張居正提倡的新政變法，綱領就是富國強兵，這兩種都違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國背道而馳。

    富國就要言利，強兵必然征伐，這和仁義根本沒什麼關係。

    儒家塑造的理想國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愛幼，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要想實現這個理想國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義，以得天下人心，人人愛人。

    比如孟子就提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尊重賢者，任使能者，朝中有才德出眾的人在位，則天下就會野無遺賢，朝無幸位，天下之士人都很開心愿意在朝為官；

    而市場，就是設立了稅法而不徵收，甚至乾脆不設立稅法，這樣天下的商賈不苦於徵求之害。都很開心，願意把東西帶到市場上來貿易。

    施仁義以得天下人心，是一種遍布儒家經典的思想，是貫穿儒家發展兩千多年的主線索。

    比如之前萬尚書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國家有九經中的柔遠人。

    儒家的態度是：關，譏而不征。

    就是說這關隘去處，乃行旅往來密集的地方，如果怕有奸細詐冒，理所當然應該盤詰，這叫做譏；若為了抽取貨物徵稅設立，就失了遠人之心。

    必定為關市之法，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稅，則天下之行旅，皆悅吾柔遠之政。

    所以月港開關，就是一個扭扭捏捏的改革。

    在道理上，儒家禮法，完全是說得通的，但是在踐履之實中，總是一塌糊塗。所以制度設計中，萬萬要踐履之實。

    不斷有人在挑戰這種禮法的禁錮，但總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敗告終，自古變法，善終者幾人？

    大明朝經歷了嘉靖中後期的頻繁戰亂，遍布大明國朝大半江山的動盪，遴選出了一大批的有志之士在朝，但對於天下而言，他們還是一小撮和少部分。

    王國光略顯有些失意的說道：「難。」

    「難又如何呢？」張居正卻滿是笑意的說道：「面對種種的困難，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種悲觀，這不是大司徒所說的嗎？大司徒為何要失望呢？」

    「我現在一點都不失望，也不悲觀，陛下，睿哲漸開，大明，蒸蒸日上。」

    「你看，陛下帶頭交稅，在大明這個集體的公之下，陛下作為皇帝，為公為天下之大利而納稅，這何嘗不是一種大仁義呢？」

    張居正把小皇帝的規劃，從頭到尾給王國光梳理了一遍，從稽稅房到稽稅局，從緹騎單獨稽稅，到稅吏度支、緹騎稽查、宦官監察的多方制衡，從最開始的稅票，到完整的基本徵稅制度的設立。

    陛下這是在保稅，根本就把權豪當做了敵人，這都是皇帝的大仁與大義。

    「元輔教給陛下這種道理，不怕天下悠悠之口？」王國光驚詫至極的聽聞了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