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刳院那本奏疏的內容包括了四個方面，天擇論、人擇論、優勝論和劣汰論。

    優勝論，就是優秀的會勝出，佐證華夷之辨，而劣汰論則是愚笨力弱之輩絕嗣。

    這四個論斷，朱翊鈞只取了前兩個，而後兩個朱翊鈞選擇了封禁，因為優勝論加劣汰論，再加上自由派中的完全自由派，就是大明勢要豪右向下朘剝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大明的百姓，是最勤奮、最吃苦耐勞的良善之人了，只要有塊地，他們就能找到自己生存之道，但往往就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所以，任何有可能鼓譟朘剝天經地義的理論，朱翊鈞都會選擇封禁，哪怕事實的確如此。

    而且後面這兩種論點，此時此刻的煽動力實在是太強了，要是搞出番膏這類的洗漱用品，那就是徹底失控的體現了。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只是一種修辭手法，不是寫實。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就是大明萬曆維新的最高綱領。

    徐渭之所以要上奏朝廷索要寶鈔，是抱著一個極為陰損的想法，那就是用寶鈔的劣幣驅逐良幣，這種做法是極為陰損的，倭國的大名們一定會用織田信長發行的貨幣，兌換成為寶鈔，而後繼續向下朘剝。

    當金屬貨幣中，摻雜了其他金屬後，市場上就有兩種貨幣，一種是原先不含雜質的貨幣，另一種是被加入其他金屬的貨幣。

    即便是他們的面值相等，即便是法律賦予了兩種貨幣的價值相等，但人們是可以辨別的，那麼儲蓄、保留不含雜質的貨幣（良幣），將含有雜質的貨幣（劣幣）拿去交易和流通，所以市面上的良幣一定會減少流通，在市場上只有劣幣流通。

    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這種認知，其實早在漢朝時候就出現了。

    漢武帝大規模鑄造五銖錢之前，漢文帝五年四月，垂拱而治的漢文帝，廢除盜鑄錢令，允許私鑄錢幣，朝廷徹底放棄了鑄幣權，中原的金屬貨幣的鑄造，處於絕對自由競爭的年代，而那時候各諸侯國都可以鑄幣，七國之亂，就是貨幣的不統一和鑄幣權分散造成的局面。

    吳王劉濞和大夫鄧通的錢遍布天下，最終釀成了七國之亂。

    漢武帝收回鑄幣權，使用了鐵血手腕，從赤側五銖，到上林三官五銖，再到徹底恢復盜鑄錢者斬的禁令，漢武帝用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大明的壓印銀幣和萬曆通寶，有沒有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發生？自然也是存在的，萬曆通寶的數量實在是太少了，鑄造出來，任民間赤銅兌換後，很少會流通於世面之上。

    在松江學派看來，解決劣幣驅逐良幣的唯一辦法，就是自由鑄幣，朝廷完全開放鑄幣權，允許所有人鑄造貨幣，在完全自由競爭的鑄幣環境下，口碑欠佳的鑄幣沒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錢幣接受的人多，會成為競爭的勝利者。

    從邏輯上看似乎行得通。

    但林輔成後來逐漸放棄了這種主張，因為大明貧銀少銅，自由鑄幣的結果只會讓銅的價格上升到一個可怕的高度，而百姓們用的錢，會成為一點銅沒有的薄鐵錢，林輔成發現，在沒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之下，錢（貴金屬）只會像水一樣流向不缺錢的地方，堆積起來。

    林輔成很快換了一種主張，貧銀少銅的現狀，朝廷就應該完全壟斷鑄幣權，私鑄者斬。

    這個邏輯也是自洽的。

    只要將所有膽敢私鑄的人殺死，那就沒有私鑄飛錢，沒有劣幣，自然沒有劣幣驅逐良幣的說法了，這個邏輯的成立，必須建立在大明朝廷的信譽之上，朝廷要是為了盈利，通寶里沒有一點銅，這套邏輯就完全無法成立了。

    好在，大明在積極開拓銅路，滇銅在開採，呂宋十一座巨大的銅鎮，吝嗇的皇帝陛下投入了三百萬銀開發，而臥馬崗的銅山，大明也在積極開拓，無數證據表明，大明正在積極探尋銅路，用於鑄錢的同時，還用於鑄造銅炮等物。

    這是很積極的信號，大明朝廷經常翻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