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慶曆興學時候的蘇湖教法，學堂分經義齋和治事齋：學校既要教經義，還要教兵法、治民、算學、水利、天文、農學、擊劍等。

    以經義為主修，以治事為輔修。

    主修經義加一門選修輔修，必須都合格才能晉級。

    從而讓每個讀書人學成之後，就能幹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辯經，正事啥也不會。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頗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

    朝廷養一套做基本盤的三舍法，已經耗費太多。

    若是全國興學，搞分齋教育，只怕要把戶政府尚書大人的褲子當了。

    沒錢。

    至於南方學派。

    他們紮根於經濟發達的江南，那裡的萌芽已經有所體現，他們對於浙東學派的解釋，更趨近於「農商一體、發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國家應該進行幣制改革，一方面試著復用交子紙幣，另一方面也應該適當學習西洋人，鑄造銀幣。

    至於開海、通商這些事，他們也是支持的。

    當然，他們也反對收重稅，更反對皇家壟斷經營。

    對「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這件事，他們說的更加直白：

    什麼狗屁義利之辨、本末之爭？不過是一些人想要掠奪國家財富以為私用。如果說抑商真的是為了義，也就罷了。但看後來的表現，把商人之利掠為己用，這哪裡是義呢？分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卻要說是為了義，真是既當又立。

    至於是哪些人……倒也沒說的太直白。

    但問題在於他們暫時也還是破而不立的階段，對於經濟學處在一個模糊朦朧的概念。

    再加上他們其實不反兼併，認為兼併之後的人可以從事工商之利，這在此時就有些過於激進。

    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這種經濟基礎差異產生的南北之爭，成為了兩方爭奪「浙東學派正統注經人」的根本矛盾。

    大順是見過兼併之後流民遍地的，也是靠這個起家的，南方學派也只有個朦朧印象，根本沒成體系，自然不敢用。

    文華之盛，始在江南，財稅重地，有錢文化就昌盛。

    北學派與南學派雙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對外政策、貿易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都各執一詞。

    至於官方意識形態到底選哪一種，到現在仍舊沒有定性。

    這種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亂，至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學問。

    破是破了，立卻未立，況且有宋元明數百年，理學深入之深，縱然前朝有心學解開了禁錮，本朝又興事功學，終究扭轉起來沒那麼容易。

    就像是王陽明的心學，他可以悟道，可後來學心學的，很多都學歪了。

    大順借華夷之別啟用的事功學派，在明末極力宣揚南宋學派興起時的復仇主義，加上理學的殘餘、心學的扭轉，在儒林中完全變了味。真正的實學難學、立功太難，喊天朝上國睥睨四方的口號卻簡單的多，立國沒幾年，誇誇其談之輩漸多。

    天佑殿裡的人，總算好些，都是獨木橋上殺出來的人精，但也亂的可以。

    除了倆勛貴武德宮將臣，剩下四個，一個北派的，一個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補儒的異端天主教徒大儒，一個南派的，一個心學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