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提過，戰爭類型片子會有一個參觀教育的培訓安排。《我來自未來》劇組參加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時間，比預想的要久。

    9月21號，天氣轉陰，氣溫每天都在降低，電影開機拍了幾天，剛進入狀態。

    扮演美軍的數十名黑人、白人特型演員進場，定妝，參與到拍攝中。現在有一個小問題，需要總導演方沂來定性：

    扮演反派的演員們要給到什麼樣的表演尺度。

    是完全的臉譜化反派，徹底的惡，還是在不改變電影方向的前提下，稍微有一點自主性，甚至於表現得很強大、很能打——對敵人的塑造，也是商業片成功的關鍵。

    如果給一點尺度，給到什麼程度？

    這很考驗導演對觀眾心理的把握，而且也和時代的發展有關。

    在這個事情上眾多主創都很有發言欲，爭論不休，而且演員和創作者的意見相反，立場不同。

    要方導來調停，當裁判。

    五六十年代許多經典戰爭片，和今天戰爭片的一個區別就是，對於敵人的塑造。當時的片子裡，正反方一般都顯得臉譜化。好的很好，樣樣都好；壞的很壞，滑稽、出洋相的壞。

    東西方都這樣。

    那近年來有所區別了，所以演員們希望有所突破。

    靳冬表示：「《辛德勒名單》裡面，德國人也不全是壞人；之前還有個美國導演，從美國人和日本人兩個角度拍攝過太平洋戰爭我認為把敵人塑造得複雜一點，不影響電影評價。」

    陳建彬更進一步：「如果敵人太糟糕，可能顯得我們也不中用。正因為打的不輕鬆，所以才有價值。苦難輝煌嘛苦難才塑造的輝煌。」

    演員們大體上是支持給反派發揮空間的，因為這樣他們也好演戲。對手都是些菜比、泥人，我怎麼發揮？

    到了創作者這邊，就正好相反。

    郭凡直言：「給反派表演空間是險棋，我不是說不可以，但不適合我們的電影。」

    方沂：「你說說原因。」

    「我們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我們預計拍出來有多長的時間？九十分鐘，一百二十分鐘？最多不會超過一百四五十分鐘吧。《辛德勒名單》有多長？三個小時。他們拍了什麼大規模戰鬥？他們拍的比我們少得多！所以他們用於塑造反派的空間比我們多」

    「電影得取捨，面面俱到要不得。」

    「朝戰不是騎士對決，君子之戰，你方唱罷我方登場，是你死我活，命運攸關的戰爭。」

    那軍事專家怎麼說呢？他們也屬於創作者之一，是編劇組的成員。

    方沂請到了國防大的軍史專家，以及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研究員：

    「根據資料，對美軍的評價是『火力之猛世所罕見』，『常常陷入到包圍後，硬是憑藉重裝備讓我方啃不下來』，「讓我們打苦戰，打硬仗」；另一方面，『輕步兵』的戰鬥意志相對低下，進攻欲望不強，往往輕易放棄陣地。」

    這就更矛盾了，美軍又強又弱。既能打，又不能打。

    但是電影必須選擇一個基調。

    方沂前期拍了些過渡段落，不涉及到特型演員，他心裡逐漸傾向於郭凡的意見：什麼表演尺度，就老實演反派得了，全是惡人，啥尺度也不需要。

    不過他同時也是演員，有時候會覺得，央戲幫說的有道理。

    這種態度在九月二十八號發生了變化。

    劇組拍攝地在寬甸縣，這地方是我國反細菌戰和衛生運動的發起地。今年是衛生運動六十周年慶，從京城下來了攝製組前來拍攝專題報道片：《衛生運動六十年》

    聽說方沂這個劇組正拍戲呢，也順便邀請他們參加當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劇組因此放了一天假，主要演員參加該節目，上一上愛國教育普及課。

    這個衛生運動有個由頭。1952年1月27日夜間，美軍開始在朝鮮大規模使用細菌武器，企圖在朝鮮軍民和志願軍中造成瘟疫流行，達到削弱戰鬥力的目的。一開始是在朝鮮境內，但2月29日起，美軍將細菌戰的範圍擴大到東北境內，並在寬甸縣境內秘密撒布細菌毒蟲。

    有個初一學生撿到了細菌彈，不知道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