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明還好。

    他們家祖上生活在兩廣一帶。

    在顧為經的祖先跟隨使團，抱著用自家那套老顧同學每每想起，都胸口痛的幾乎喘不上來氣的京城百順胡同里的大四合院所換來的三口木箱子，懷著對樹下桃花瘴，水裡豬婆龍的想像，沿著雲滇的蜿蜒山路翻山越嶺後的不久。

    劉子明的先祖，也揚帆起航，就此下了南洋，一頭便撞進了馬六甲海峽的碧波之中。

    有人說。

    東夏人的一生，無論走到哪裡，行之何處，他們的性格中都帶著故土的影子。

    北方四季分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所以北方大漢性格豪邁而灑脫，愛憎也絲絲分明。

    而南方則吳語軟儂，青樹翠岸，小橋流水。

    因此南方盛產那才子佳人，細膩婉轉，讓人每每讀來，都忍不住要落下淚來的傳奇故事。

    東夏人他們一生走南闖北，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不管去往方，都仿佛是被風吹散的蒲公英的傘葉一樣，帶著故鄉的泥土，故鄉的雲與雨滴的氣味。

    擺不掉的故鄉的口音和民俗。

    說不完的鄉音，貼不完的對聯，放不完的鞭炮。

    他們仿佛是把故鄉的一部分就隨身帶在了身邊。

    家族在兩廣時代生活的歷史，已經是很久很久前的記憶了。劉子明從小就在馬來西亞出生。

    最富裕的家境，最好的老師，最為優渥的教育條件。

    他本來以為這種鄉土氣質與情節，不會在他這一代人身上再有任何的體現了。

    畢竟太久了。

    畢竟，他的生活也太「國際化」了。

    他當然會講中文，馬來西亞本來就是有完備的華文教育體系的地方。

    他普通話和粵語都會念，粵語依然念的像是那些本土的廣東人一樣，帶著西關式的鼻音，會把「叮」念成「鐺」。

    可他也能把英語講的跟倫敦人一樣，用西班牙語和外國的藝術家們流利的交流，在餐廳用標準的法國大舌音點一份焗蝸牛吃。

    他覺得自己身上的「國際性」，早已完全代替了「鄉土性」。

    他是廣東人。

    他是大馬人。

    可只要他願意，他同樣還可以去做倫敦人，巴塞羅納人，里昂人，紐約人，甚至是布宜諾斯艾利斯人。

    就像小時候，站在港口上，看著他們家裡貿易公司里那些來來往往擁有的、租賃的遠洋航船。

    這些船有的插巴拿馬的旗，有插巴哈馬的旗，有的插英國的旗，有的插利比利亞、馬紹爾群島，或者插東夏香江的旗。

    旗幟本身已經失去了意義。

    巴哈馬的船有可能直到報廢拆解，都不會返回巴哈馬作多長時間的停留，對水手們來說，船上飄蕩著的旗幟已經不再代表著故鄉。

    它僅是某種海事法、註冊金，貿易稅率和司法管轄權的虛無概念的集合。

    故鄉這種東西，也不過只是調查欄上的幾行文字和隨時都能夠變換的護照的虛無的集合罷了。

    直到那年，第一次在春節的時候，跟長輩去粵東玩。

    他這樣的「少爺仔」坐著司機開著的保姆車，穿行在城市年關將近時，越發顯得繁華忙碌的街頭。

    聽見街角處的媽媽在追她的孩子，揮著手喊「阿仔，跑的慢些。」

    那一刻。

    年少的劉子明，忽然之間，就覺得自己被某種東西給擊中了。

    就像古希臘神話傳說中，那個不可能完成的挑戰任務——讓箭羽不偏不倚的一連穿過十二枚插在地上的斧頭上的小環，最後命中一枚靶子上擺放著的金蘋果。

    劉子明就是那隻靶子上的金蘋果。

    而那聲「阿仔」，就是神箭手中穿透圓環的，快若光電的箭矢。

    他本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那一箭，還是穿越了一代又一代人，一層又一層的霧，穿過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層層風浪。

    最後將劉子明一箭釘在了豪華凌志車的座椅上。

    有熱乎乎，紅艷艷的鮮血，從胸口中噴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