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巡，對禁軍改制是主要目的，威逼契丹是附帶的。改制之後，三衙的地位和職能是最讓人頭疼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制度上便再沒有疑難。

    喝了兩巡酒，明鎬道：「如此做，看似面面俱到，實則又有疊床架屋之弊」

    看明鎬說著連連搖頭，徐平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看利弊之間取捨。欲要兩全其美，盡取其利而去其弊的，只是說著好聽。到頭來，多是把弊端集於一身。制度疊床架屋，縱橫牽制，官就不容易做。話說回來，官要是那麼容易做，用誰都一樣的話，那朝廷又何必選賢任能，隨便找個人就好了。所以說呀，聽到哪個說為官限制太多，讓其做不了事的，只要回他這官不做就好。對吧，世間之大，總有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

    明鎬聽了不由也笑：「相公說的是。只怕底層小校，地方小吏，會渾身不自在。」

    「當然不自在了。以前軍中，父子兄弟在一營，要什麼軍法制度，一家人商量就定了營中事務。現在處處有規矩，動輒有制度，那些老人自然受不了。不要說軍中，地方上也是一樣。州縣小吏，多是世代操其業，同為吏人的，多是親戚宗族，自然視官法如繩索。」

    徐平說到這裡，不由搖頭，與幾人一起喝酒。

    不只是這個時代，前世也是一樣，越是到了基層，對制度反彈越大。最底層的辦事人員，最喜歡批判形式主義，經常罵一句官僚主義害死人。很簡單，他處理的事情，與其打交道的各種人員，包括政府內部，不是親戚就是朋友，當然還有看不順眼的死對頭。往往到了縣城一級，公務人員就親戚連著親戚，三叔二舅七大姑八大姨。到下面鎮裡，那就沒法看了，除了外邊調入的幾個主要官員，下面其他人員的關係都是盤根錯節。

    這是必然的事情，地方就那麼大，就那麼多能夠進入統治體系的人員。只要有一兩代傳下去，互相之間必然結親，就必然形成這種局面。當政區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治下人口少到了一定規模，就會形成熟人社會，制度和法律對他們就是額外的約束。對於過小的行政層級，削弱權力，然後讓其自治是沒辦法的事。皇權不下縣，治權不進村，都是一樣的道理，沒有辦法深入到社會末梢。除非把家庭完全打散，全部的人都住公共宿舍，所有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不然底層就是這種局面。軍隊的基層制度，就是如此的。

    徐平前世，經常有人痛心疾首的說中國是熟人社會，不講法制，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樣似的。基本穩定的社會，基層都是一樣，又不能讓社會全部按軍隊來管。

    把所有的人員，特別最底層的治理人員，全部納入到政權內部，不管是財政成本，還是政治成本，都是無法負擔的。財政成本還可以想辦法，政治成本無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還是選舉輪換，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粗暴的，就是輪差，不讓底層形成穩定的利益階層。沒有了穩定的利益階層，基層也就沒有了對抗政權治理的本錢。

    這就是徐平說的那句話，覺得制度約束自己，讓自己的才能發揮不出來的官員，可以辭官不做。沒有制度約束，沒有監察，朝廷權力也就沒有了。你不能還想著做官，還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約束，不讓朝廷對你的權力進行監察，那是把自己當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點，一是世襲，再一個就是階級，管理方式是一級壓一級，以前的禁軍便是如此。這種政治結構異乎尋常的穩定，很少會出現叛亂。封建時代，比如中國的周朝，比如歐洲漫長的中世紀，都極少出現席捲全國的大起義，大動盪。實現了大一統，起義和革命便就連綿不絕，直到政權找到讓人民認可的辦法。

    從五代開始，延續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義的辦法，是把社會治理的負擔，大部分壓到勢力之家的身上。把這個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階層廢掉，當做了社會矛盾減壓閥。這樣的後果，就是社會階層變動劇烈，包括最頂層的王侯將相們，也是忽起忽落。

    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發明，是晚唐五代的軍閥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是把社會的封建廢掉的過程中出現的。進入宋朝之後，士大夫分成了兩派，一派把實踐上升到理論，要進行與其適應的政治變革。另一派則把這當成五代亂世的不正常現象，一心想改過來。

    政治權力向軍事權力集中的過程中，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