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台織機，小的只有三四十台，我們現在談好了三家作坊，如果全都買下來，可有一百多台織機，可以算是蘇州最大的織戶了。」

    商毅笑道：「一百多台織機有什麼用，咱們要做絲綢生意，那就做最大最好最強的。最好的織機也就六七十兩銀子,一百台也就只有六七萬兩白銀，又算得了什麼?」

    李格非道：「大人說得是，小打小敲，做的有什麼意思。否則我們也不用這麼勞心費力，到蘇州來開織造廠了。」林之洋和張庚秋聽了，也都頻頻點頭，但王柏和程協祥的臉色卻都明顯有些不自然起來。

    商毅把他們的表情都看在眼裡，同時對自己的這五個合伙人也有了新的評估，林之洋到底是豪商家族出身，而李格非和張庚秋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也做慣大手筆，因此對自已的計劃從一開始都十分支持。只有王柏和程協祥畢竟是內陸商人，目光窄淺，只看眼前的營頭小利，而缺乏冒險精神，雖然他們嘴裡沒說什麼，但心裡一直在犯嘀咕，但心商毅把織造廠弄得大了，到頭來不好收拾。當然這也是這個時代中國商人的通病，對他們還需要多加以引導。

    而在另一方面，商毅也知道，這就是明末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蔭芽狀態。所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蔭芽，其實就是指一種完全脫離土地的僱傭生產關係，織工全靠賺取工資而不是農業生產為生存，以經居有了一些早期工人的某些特徵。當然這也是中國沿海一帶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不過儘管明末的商品經濟十分發達，但資本主義蔭芽的發展卻十分脆弱，蘇州的織造業構成方式多種多樣，但最大的織造坊也不過百台織機，以家庭為單位的中小型手工生產作坊還是占了大多數。而且純粹靠工錢生存的織工並不多，大部的織工本身還有田產或是佃農，只是在農閒的時候才出來找活干。因此儘管淸朝的商品經濟比明朝要遜色得，但資本主義蔭芽卻比明朝更為發達，就是因為淸朝的一些類似作坊的規模更大，而且靠工錢生存的早期工人也更多。

    但從總體來看，無論是明淸兩朝，資本主義蔭芽的發展始終都十分弱小，起不到瓦解小農經濟，家庭生產方式，促成社會分工，引發革命，建設新型生產關係的作用。也使中國始終徘徊在封建專制的社會中，難以取得突破性發展。

    不過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向後世一些人所說，是清軍入關打斷了中國的發展。事實上清軍入關之後，在政治、經濟上幾乎全盤山寨了明朝的制度，只不過專制更嚴厲，手段也更殘暴得多。即使沒有清軍入關，按明朝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同樣也無法取得突破性發展，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不過現在不同了，既然商毅來到了這個時空，致少也要儘自己的力量，為中國的發展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儘量讓中國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前進。儘管歷史發展不是以個人的力量能夠左右的，但也不能否認，個別的突出人物，能夠在某些歷史發展關建時刻，推動甚致改變歷史的方向。

    現在的中國，可以說以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社會發展以經初步俱備了資本主義發展革命，改變生產關係的條件，而另一方面，古老的傳統和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又在阻礙看新生力量的發展。中國其實正在革新與守舊兩端徘佪不己。只可惜在另一時空裡的中國，最終還是選擇在守舊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錯過了這個歷史的最佳時機。

    但如果在這個時候，有人能夠使一把力。把中國拉上另一條道路，會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這也是後世一些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只不過商毅現在卻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雖然不一定能夠保證成功，但至少也要去試一試，就算是失敗了，對中國來說，也並沒有什麼損失，大不了還是回到另一時空的老路上來。如果連試都不敢試一下，自己穿越這一次，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一次在蘇州辦織造廠，也就是商毅決定做出的第一次償試，既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蔭芽還很弱小，那麼就儘自己的努力，使它盡力壯大，商毅相信，只要自己這次辦廠成功，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效仿，必然會帶來一次絲綢生產的大發展，造就更多的產業工人，並且還會帶動其他的產業發展，那麼自已的目地也就達到了。

    這樣想著，商毅忽然有一種自己和歷史發生碰撞的感覺，如果自己真的能夠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