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一系列改革舉措，包括行政區劃的大規模改名。

    以及無比煩瑣，且難以落地的俸祿制度改革，

    再加上他試圖拋開官僚體系，直接處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務的做法。

    都嚴重干擾了行政機器的正常運轉。

    作為曾擔任大司馬、安漢公並總攬行政事務多年的資深政治家，王莽的管理經驗可謂豐富。

    但他內心深處還抱有幻想。

    只要自己坐在天下正中的位置上制禮作樂、發號施令。

    天下能夠自動得到治理。

    在他構想的圖景中，各地的官僚和諸侯仿佛都是「神職人員」。

    他們的道德楷模作用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這個世界裡，俸祿的績效管理能夠神奇地激發官吏們的工作熱情

    每個時代總有一些人天真地認為只要實施了某種理想的制度社會就會立刻煥然一新。

    然而，現實卻殘酷地打破了王莽的幻想。

    維繫一個版圖龐大的國家絕非易事在古代更是難上加難。

    周代之所以採取封建制，是因為當時無法實現中央集權，

    只能依靠諸侯自治並通過宗法和禮樂來維繫忠誠。

    而秦漢帝國演變為中央集權制則必須採取郡縣制度並派出官僚進行治理。

    新朝雖然標榜自己實現了周代的禮樂制度，但其本質上仍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

    因此也必須依賴郡縣制和官僚機構來維繫其運轉。

    然而後果的顯現，並未讓王莽有所警醒。

    行政體制的混亂與決策鏈條的斷裂，如同隱形的巨手，逐步將新朝的統治機制推向崩潰的邊緣。

    在朝廷頂層，王莽的親力親為雖避免了大權臣的崛起，卻無意中催生了眾多小權臣。

    他們洞察到王莽無法事必躬親，便趁機隱瞞部分事務，以此進行權力尋租。

    於是，那些從郡縣遠道而來、懷揣奏疏的官員，在長安苦苦等待，卻遲遲得不到回應。

    長安的衛戍部隊，本應按制度定期輪換，然而這一事項竟無人問津，

    導致連續三年未曾輪換，軍隊士氣低迷，戰鬥力大打折扣。

    地方上的情況更為糟糕。

    行政區的大規模改名，不僅讓吏民感到陌生，更給政務處理帶來了極大困擾。

    詔書中提及的郡縣名稱，往往需附上原名，以免產生誤解。

    這種混亂狀況導致地方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無政府狀態。

    郡縣職位空缺得不到及時補充，現有官員身兼數職、疲憊不堪，或是大權在握、肆無忌憚。

    部分地方官員則趁機大肆腐敗，肆意盤剝百姓。

    郡縣的訴訟案件堆積如山，監獄人滿為患。

    甚至有人無罪卻遭長期關押，最終獲釋並非因案件審結，而是恰逢大赦。

    邊境軍隊因行政調度失當，糧草供應匱乏，部分軍隊甚至發生譁變，局勢岌岌可危。

    俸祿制度的名存實亡與地方的無政府狀態，共同加劇了官吏對王莽的離心傾向。

    他們對新朝的熱情逐漸消退，暗中對抗與陽奉陰違成為常態。

    儘管王莽大權獨攬，但其有效權力卻日益萎縮，政令難以有效傳達至地方，甚至號令不出長安城。

    基層官員利益受損尤為嚴重，因此在後來的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隊伍中，不乏新朝基層官員的身影。

    對於這一切嚴重後果，王莽卻顯得茫然無知。

    在太傅平晏去世後，他選拔了儒學名士唐尊接任太傅之位。

    唐尊作為王莽的堅定支持者，上任後以身作則、力行節儉，企圖通過道德教化來挽回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