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炮聲壓下去馬來與印度野林中的虎嘯。半醒的人們，揉著眼，禱告著祖先與神靈；不大會兒，失去了國土、自由與主權。門外立著不同面色的人，槍口還熱著。他們的長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麼用呢；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了啊！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車呀，穿墳過墓破壞著風水。棗紅色多穗的鑣旗，綠鯊皮鞘的鋼刀，響著串鈴的口馬，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義氣與聲名，連沙子龍，他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車、快槍，通商與恐怖。聽說，有人還要殺下皇帝的頭呢！」

    ——老舍《斷魂槍》

    紫禁城最後一位主人，愛新覺羅·溥儀去世那日，紅色宮牆外已天翻地覆，紅海洋席捲「全共斗」的東京、「五月風暴」的巴黎。

    民國李煜瀛所題「故宮博物院」匾額換成不倫不類的「血淚宮」，午門對聯「砸爛舊世界帝王將相腳下踩，創造新天下七億神州盡舜堯」，橫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畫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藝術學院的紅衛兵改造成罪惡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

    有人建議在太和殿廣場造兩座大標語牌，務必超過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壓「王氣」；皇帝寶座要加封條，塑一尊農民持槍雕像……

    形勢逼人，周總理下令故宮關閉，僥倖逃過一劫。

    兩年後，故宮博物院裡無論「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寧縣「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故宮考古研究員王洛生，辭別妻子兒女，坐了兩晝夜悶罐火車，開始牛棚生涯。

    每天的學習就是種田、挑糞、放牛、打井，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王洛生三十多歲，田野考古出身，愛打籃球，身高體健，不像文弱書生。才兩個月，他已後背佝僂，早生華髮。

    這天半夜，王洛生被從床鋪上拎出來開會。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廟中，坐著十來個老頭，有書畫研究大師、商周青銅器學者、頂尖的瓷器專家，每一位都聲名顯赫。

    所謂思想總結會，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雖說文人相輕，但誰也不會在這種場合彼此開炮，便只能自我批評了。有人說，這輩子最晦氣的事兒，是在1956年刨了萬曆皇帝的定陵……

    破廟房樑上，有隻大老鼠哧溜一下躥過。牛棚安靜了，仿佛被某種東西牢牢捆綁，在所有人雙手雙腳與嘴巴上打上死結。接近冰點的子夜，紙糊的窗外，稀稀落落地下起了小雪。臭烘烘的糞味，暫時抵擋住了鑽入骨髓的寒冷。

    唯獨縮在角落的一個老頭，閉目養神，不為所動。此人既非學者，也非專家，王洛生連他的名字都不記得，大家只管他叫「老木匠」。

    輪到王洛生交代思想，他清了清嗓子，聲音洪亮：「組長同志，我爺爺是北大教授王家維。九一八事變那年，我父親在洛陽挖掘東漢古墓，我母親在考古現場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興之所至，他一連說了三個掘墓故事，全都發生在陝西的唐朝大墓……

    「乾陵——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墓，中國絕無僅有的兩位皇帝的合葬墓。唐末動亂，耀州節度使溫韜，把關中十八唐陵挖了個遍，就是沒打開乾陵。古書說『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郭沫若同志認為，若能打開乾陵，價值百倍於萬曆皇帝的定陵。《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十卷、武則天真人像、上官宛兒手跡必能重見天日。郭老曾賦詩『巋然沒字碑猶在，六十王賓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權衡女帝智能全。黃巢溝在陵無恙，述德紀殘世不傳。待到幽宮重啟日，還期翻案續新篇。』」

    「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記性倒是好得驚人！」檢查組長吐了口唾沫。

    「郭老要挖開乾陵，是想觸摸中國歷史的大秘密，為女皇武則天翻案。1960年，乾陵發掘委員會向國務院提交計劃。但定陵挖出了那麼多么蛾子，周總理批示：此事留作後人來完成。話雖如此，乾陵發掘委員會還是從各地借調精兵強將，比如我。乾陵周邊埋著兩位太子，三個王、四個公主、八個大臣陪葬。考慮到我挖墓有經驗，挖掘委員會讓我帶頭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

    牛棚里的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