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瑾死後的數月以來，朝廷內外雖偶有波瀾，但終因相互間的忌憚和約束基本上保持了平靜的態勢；在宋楠當庭斥責外廷不務正業之後，楊廷和也意識到大明朝經過這一年多的動盪，當務之急是趕緊休養生息恢復國力。

    戶部的奏報顯示，去年一年，因劉六劉七之亂，導致朝廷財政稅收銳減，山東山西以及河北諸府損失慘重，不僅是少了幾百萬兩銀子的財政收入的事情，數十座州府縣城的重建和修繕，對百姓的賑濟還要花費更多的銀子。

    朝廷上下都明白，今年將是難熬的一年，收入銳減則意味著支出的銳減，朝廷計劃中的多項巨大工程都難以為繼；好在年後安化王和劉瑾的倒台相繼讓朝廷收穫了九百萬多兩的抄家贓銀，除掉寧夏鎮平叛時調集大軍的消耗以及戰後的撫恤重建等花費之外，尚有六百萬兩結餘入庫，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但這一切都不能彌補這一年多來大明朝遭受的創傷，戶部預計各州府完成重建以及百姓賑濟之費竟達三千萬兩白銀之巨，更是朝廷上下官員瞠目結舌。亦即是說，以後的一兩年裡，即便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大明朝所有的財政收入都用在重建上，也只能讓一切恢復到劉六劉七動亂之前的情形。那一場大劫難實際上造成了大明朝經濟的巨大倒退。

    有識之士其實除了財政上的擔心，還明白百姓在心理上的創傷其實並不比錢財房舍上的損失更小，如何能讓百姓們能從痛苦的回憶中振作起來，休養生息，重建家園才是一個問題的重心，但在這個時候，這些東西被自然忽略，如今的大明朝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一個字：窮！如何增加財政稅收，讓朝廷有銀子辦事，成了文武百官們議論的重中之重。

    楊廷和率領內閣六部等官員不可謂不用心，但卻似乎無從下手，一個增加稅收的最佳捷徑便是提高朝廷各項稅收的稅率，但這樣做無疑是不合適的，大明朝的賦稅一向堅持薄輕的原則，貿然這麼做的話，苛稅會導致另一場動亂的發生，劉瑾的土地馬政之策便是前車之鑑。

    數番廷議之後，官員們自上而下達成共識，國力的恢復要徐徐途之，稅不但不能加，相反還要為民生息的考慮象徵性的做一些減免。山東山西寧夏等地經歷過戰亂的地方還要免稅，以鼓勵這些地方迅速恢復元氣。

    為了增加總體的收入，外廷制定了鼓勵墾田蠶桑等政策，同時工部停掉部分耗費甚劇的大工程，將有限的財力用到大明各地農田水利的興修上去，既要保證各地田畝的防旱灌溉問題，又要防止大江大河的洪澇，這時候絕對經不起天災**的發生。

    宋楠很高興看到外廷終於開始干正事了，就像自己和李東陽那天談話所說的那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外廷只要不瞎折騰，自己也不會閒得無聊去惹他們。

    但對於外廷的種種措施，宋楠卻是不屑一顧的，墾田開荒鼓勵農桑修建水利這些事情固然是好事，但這可不是秦漢宋唐，也不是大明朝開國的時期，歷史走到了今天，靠著這些農耕的手段想讓大明朝如何的富庶，那是不太可能的。

    就大明朝的現狀而言，大明朝的田畝不可謂不多，農桑茶鹽的不可謂不發達，但問題在於大明朝最肥沃的土地，最好的茶山桑園，品質最高的鹽田礦山都握在少數人的手裡；開國百年來，勛戚貴族成千上萬，這些人手裡掌握的財富大於全部大明朝百姓所擁有的財富，個個如饑似渴的吸著大明朝血管上的血液，這才是其中的一個癥結所在。

    即便有著這些制約，宋楠還是覺得有辦法讓大明朝富裕起來，在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摒棄以農耕為主的富國之策，建立一個有著發達商業的大明朝才是擺脫貧困的最佳捷徑。然而在一個將百姓捆在土地上的國家裡，出行都需官府批准路引，進入某州府地界都需要先去官府衙門報個到的大明朝，要發展商業是件多麼艱難的事情。更別說那些根植在人們心中難以撼動的商人地位低下的頑固理念了。

    宋楠將這些考慮都放在心裡，他不會去提出這些建議，因為他不想成為眾矢之的。自己還沒有到能夠隨意發聲的時候，就算劉瑾當初權傾朝野，他在弄出那個所謂的土地新政的時候也還是小心翼翼的避免觸及勛貴們的利益，因為那會惹來滅頂之災。

    宋楠不會去說什麼限制勛貴們圈地斂財等等的廢話，他也不會去說什麼無商不富這等沒用的話，他有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