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資建飛機場的事情，李均上輩子只是旁觀者，這輩子他準備入股了。

    這是一個在溫洲群體之中露臉的機會，以後和出門在外的溫洲人一說，自己也入股溫洲飛機場的建設，這是一個談資，這也是一個共同話題，做生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多交朋友，交志同道合，交有勢力的朋友。

    李均動心了。

    他一窮二白地起家，現在錢是有了，但是社會上的人脈還是少了。

    臘月二十三。

    溫洲機場建造集資大會在溫洲召開。

    集資大會的地點是在溫洲龍港城召開的。

    這裡是溫洲人干成大事地方的象徵。

    按照集資大會的要求，只有證明身價十萬以上的才能參與這次集資大會。

    經過驗資，李均進入了大會現場。

    裡面盛況空前，已經有數百人進入，這年代十萬元戶這麼多，這種現象也只是少數幾個城市才有這麼多。

    飛馳運輸公司的朱老闆來了，他認出了李均。

    「呵呵，李老闆，你也來了，你真是年輕有為。」

    「朱老闆也是事業有成，這溫洲人的大事，我卻是有點興趣，這做起來也是我們溫洲人的驕傲，不是兒？」

    這次大會雖然是農民老闆是主角，但是也有溫洲父母官唱配角。

    這時代的溫洲父母官都是一些敢闖敢幹的帶著溫洲血的人，一心只為溫洲人。

    所以這時代有很多溫洲父母官被問責，甚至逮捕，坐牢，但是後來的父母官還是繼續冒著資本主義的危險帽子，實幹，溫洲不這麼幹，怎麼幹？！

    要知道改革開放前，全市沒有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也只有百餘家，且設備落後，有數十萬青年在城鎮待業，在農村，人均只有4分耕地，人多低燒，人口密度是全國平均密度的5倍，有120萬剩餘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在這種背景下，溫洲政府趁著改革的春分，把脫貧致富的強烈願望化作發展本市發展商品經濟的強大動力。

    現在溫洲這十幾年的改革實踐也向全國人們證明了一件事，在華夏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之中，民間再怎麼膽大包天的干，沒有地方政府的努力也將是不可能的。

    在華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地方政府出於一種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華夏中北海宏觀調控的決策必須依靠地方政府來貫徹執行，正是這種決策和執行的關係，使地方政府成為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為了保證本地區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地方政府應該就本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做出調整和控制的決策，從而使地方政府可以成為本地區社會經濟調控的主體，然而在華夏中央高度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其職能長期限以來是通過執行上級指令和政策對社會經濟生活實行行政干預，在這種背景下，之前溫洲各級政府也曾習慣於高高在上地發號施令，沒有調控的靈活性，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農民要求發展小商品經濟的願望都被打上了搞資本主義的烙印。

    溫洲主要領導早期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既然改革開放，那就讓農民，人民自己來選擇怎麼發展好了，所以對溫洲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發展家庭企業，這種無為而治，正如後世經濟學家評論的那樣，溫洲政府在特殊時期的做法是尊重群眾的自主選擇和首創精神。

    在當時的情況下，背景下，一個地方政府干預領導不管，不聞不問比之於事事都管需要更大的膽略，勇氣和冒險精神。

    溫洲地方政府的第二次牛在198年，政府職能由改革開放後五年裡的無為不治開始轉變，政府從溫洲實際出發，發揮當地的特點和優勢，加強了對社會經濟的調控和管理，探索出一條主要依靠人民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路子。

    所以農民集資建龍崗城也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完成的創舉。

    這一次也不例外。

    父母官感覺到溫洲的交通應該上檔次了，應該解決百萬能工商賈的溫洲人外出發展的障礙，他們遍布各地從事工商業服務，交通好了，他們又能反過來推動整個溫洲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交通的問題必須解決，而溫洲地方政府又是沒有錢的。

    要建機場，國家投資這個旮沓地方的山城指望不上，那就讓農民商人們再一次自己集資建機場，他們自己來解決交通的問題，而父母官這是需要搭線。

    溫洲現在的父母官陳定磨，是一個很樸實的中年人，當年龍崗城就是他在一無人，而無錢的情況下，爭取到上面給的自費改革政策，特事特辦，快事快辦，八個印章捆成一起蓋，左右開弓揮動地方政府的引導，協調，服務和市場吸引，聚集兩隻無形的巨手，依靠農民老闆的自身力量，民間資本和民營資本，建起了農民城。

    他因此入獄，但是得到了鄧公的肯定，他再次成為溫洲的父母官，繼續帶著他的溫洲農民老闆們干出一條溫洲模式的路子來。

    陳定磨在老一輩溫洲人的眼裡可是一個極具人氣的人，他一上場讓整個集資大會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