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課是一件很消耗精力和時間的事情，對於楊銳這個級別的學者來說，尤其如此。

    因為他「們」需要考慮到，自己的課程的後續影響。

    普通的教授，站在課堂上，可以揮灑自如，可以隨意的生發，可以隨意的講述隨意的課程，但是，站在一個學科頂端的學者，就不能如此隨性了。

    這倒不是說，楊銳就不能揮灑自如了，但是，他非常明確的知道，自己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被人記錄下來，並做進一步的生發和研究。

    「楊銳贊同xx的理論。」

    「楊銳對xx持否定態度。」

    「楊銳重視xx多過xx。」

    如果一名學者站在了某個學科的頂端，他就會感受到這樣的風浪。

    所謂出口成憲倒不至於，但是，人們藉此作為論據，或者猜測楊銳的科研方向，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這種風浪，會隨著楊銳本人的高度的升高而變大。

    正因為如此，許多第一階或者第二階的學者，都是長期處於沉默狀態的，公開講課幾近於無。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是不在乎這些的，以至於常年公開講課或演講，但他們說錯了話，以至於影響到了聲望，最終影響到了科研經費的獲取，也是經常出現的情況。

    總的來說，聊些沒營養的笑話是沒問題的，可是，一旦講課，那就得珍之重之。

    像是楊銳，他現在甚至不好用其他人編寫的教材了。

    否則，除了讓教材撰寫者踏上青雲之路，並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若是教材有誤，甚至教材撰寫者在之後的幾年裡出現了重大問題，鍋都有可能讓他背一半。

    因此，雖然是給華銳的銷售員工們講課，楊銳依舊是要自己撰寫教案，仔細勘合。

    相應的學術機構也知道此點，所以，高階學者的講課，總是有人願意千迢迢的來聽，為的就是第一時間獲得第一手的訊息。

    楊銳名下如今已有三所實驗室，且規模都不能算小，論起來，弱小些的院士都不一定有他這個水平的實驗機構，另一方面，楊銳刷臉也刷出了檔次，因此，楊銳要講課的消息放出去以後，不說千里之外是否有人願意來，至少京城是來了許多學者。

    當然，所謂的多是相對的，學術演講，自然不可能像是成功學演講那樣，輕輕鬆鬆的湊出幾百上千人的陣列。

    畢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卻只有寥寥幾人能接觸學術。

    《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gmp制度》這樣的命題，光是gmp三個英文字母，就足夠阻止大多數人了。

    不過，對於聽得懂的人來說，楊銳的課程就稱得上引人入勝了。

    gmp是用來指導食品、藥品、醫療產品生產和質量管理的法規，各國各有不同的情況，自然就有不同的gmp制度。

    對於尚在探索中的中國來說，中國要建立什麼樣的gmp制度，真的是說不清楚的，制定政策的官員不清楚，供官員們諮詢的學者不清楚，受gmp制度影響至深的普通民眾更是不清不楚。

    這種環境下，楊銳敢開課講授《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gmp制度》，這就相當於豎起了一桿大旗，他要是講的好，自然是雲合景從，刷臉刷成醫療領域的明星學者，等於劉玄德加曹操的架勢。

    但他要是講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個砸死的就是豎旗的人，等於沒有鐵騎的董卓加經脈盡斷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為風險大，有身份地位的學者都不敢講，等來等去的，終於是等到了楊銳。

    楊銳確實是敢講。

    他有什麼不敢講的，gmp相關的文章和書籍，他接觸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終結果是怎麼樣的，他還知道gmp制度建立之間的過程。

    所有這些，楊銳滿意的可以繼續支持，不滿意的可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膽的講出來。

    以他當下的影響力，也已經有資格這樣做了，雖然不見得gmp的制度就會按照他說的來制定，但是，這種話語權是他可資利用的，也是他體現自身價值的一部分。

    話語權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如果不是楊銳將cns全通關，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組學》，搞出了諾貝爾獎級的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