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2000年以後網際網路公司一樣，80年代的生物公司是投資人眼裡的搖錢樹，包裝漂亮的投資公司，會被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多輪投資，從而得到遠超其所需的溢價資金。

    而這些被投資的生物公司，如加尼卡公司，在拿到了遠超所需的資金以後，也會考慮投資其他的生物公司或者生物技術。

    加尼卡所擁有的加尼卡生物技術公司規模不大，但他的人脈不錯，輾轉認識了不少業界大牛，所以常年奔波於各地的生物技術展覽，做種子投資。

    在創生初期的生物公司與矽谷時代的網際網路公司是不同的，或者說，80年代的生物技術公司和80年代的it公司差不多，這個時期，技術大牛和技術儲備主要都存在於高校和科研機構，要找新技術，就要到各種生物技術大會去找。

    加尼卡不是第一次收購來自國外的生物技術了，但pcr的商業價值在他所接觸過的技術中排名三甲。加尼卡估計，如果將pcr技術應用於dna探針等技術，其專利期內的商業價值可能高達5000萬美元。

    因此，加尼卡很有耐心的與中方領隊周旋，希望能以儘可能低的價格拿到pcr的技術——至於專利，加尼卡公司的人也在儘快檢索，只是時間太緊，他們也不知道是否有相關專利註冊。

    不過，無論是否有專利，有數位大牛給楊銳背書，加尼卡是不敢去搶注的，搶注了也是沒用，他的小公司還沒有超級藥企不要臉的訴訟資本。

    中方領隊與加尼卡可謂是一拍即合，他也覺得自己是在與老美周旋，期望著儘可能的套出加尼卡的底線，從而為接下來的談判奠定基礎。

    此時此刻，領隊同志什麼都不想，一門心思的就是想要搞定此事。

    比起做一支學術代表團的領隊工作，獲得數十萬美元的外匯收入，這樣的談判所能帶來的意義顯然更大。

    領隊甚至有種感覺：我的人生將就此騰飛！

    雙方你來我往，周旋的很是快樂。甚至在午餐之後，約定了下一次周旋的時間。

    楊銳看他們聊的如此愉快，覺得還是不要告訴他們「浪費時間」之類的事情了。

    他打了個招呼，隨手拖走幾名學者，到邊上聊天去了。

    領隊斜看楊銳一眼，心想：算你識趣，等我幫你賣了技術，也會幫你美言兩句的……也許……

    張大勇不願意看領隊一副賺到了的嘴臉，但他也沒有立場反對，於是踱步來到楊銳身邊，開玩笑道：「沒想到你學雷鋒學到了美國來，以後回國，可是有的說了。」

    楊銳笑笑，道：「也不一定就能學到雷鋒。」

    「怎麼說？」

    「先讓他們折騰吧，等我有空了，再和他們聊這個問題。」楊銳如果現在說，pcr儀已經註冊了一系列的專利，而且是壁壘似的專利，且專利權在香港華銳公司，領隊要麼瘋掉，要麼得想盡辦法從楊銳身上抹油。

    不管是哪條路徑，領隊都不會輕易相信楊銳的。

    楊銳覺得，自己沒必要為領隊或者其他人節省時間。

    張大勇教授不明所以，笑了兩聲，嘆口氣道：「要我說，學者應該從技術轉讓方面獲得一定的利益，不一定是個人利益，至少是實驗室得到直接的回饋吧，這才是一種正確的分配方式，也能促進學術界的資金循環吧。」

    楊銳奇怪的看了張大勇教授一眼，道：「再過些年，您的想法也許會成為現實。」

    再過些年，國內的科研改革，直接就把實驗室的成果交給研究員自己了。這是比歐美國家還有激進的改革方式。

    在歐美國家，學者想獲得大筆的利益其實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在私人實驗室或者私人公司，那不用說，產出的成果都是屬於公司或者實驗室的。如果是在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那所有權同樣清晰，就是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的，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是誰的，產出就是誰的。

    21世紀以後的中國科研界，卻是一個另類的存在。這裡大約是最早解決剝削問題的地方了，至少是部分解決。在中國科研界，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公立研究所，在國家投資的項目中，項目負責人擁有極大的收益空間，簡而言之，成果是屬於項目負責人的。

    換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