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肇堅嘴裡說的那些上海來的商人，是1949年國民黨戰敗之後，從上海大批遷往香港的商人，商人這個詞其實用的不夠準確，的確其中有很多上海富商，實業家，但是也有不少貪污下巨額財富逃到香港存身的前國民黨高官，更有一些諸如杜月笙之類的江湖大亨。

    這些滬上來客各個身價不菲，而且全都是在遠東不夜城的大上海十里洋場混跡多年的頂尖人物，駕臨香港這種小地方，自然如同氣吞山河，猛龍過江。銀行業，珠寶金行，工廠，物流，航運，只要看準一個行業賺錢，就會冒出四五個上海來的商人合夥投資砸錢進場，快速搶占本屬於這些本地華商的市場。

    坦白說，潮州褚耀宗也好，五邑周錫禹也好，甚至是東莞蔡文柏也好，這些本地華商金字塔頂端的幾位大佬，在香港做生意少的也做了二三十年，多的更是父子兩代在香港做生意，大風大浪見過不少，眼光閱歷城府能成為三大粵商商會的魁首，又能差到哪裡去？但是卻都是第一次見識到這麼多富商巨賈同時出現在香港這個小城市。

    最主要的，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麼不守規矩的外來人。

    香港地方小，但是卻不排斥任何一個外來者來這裡賺錢立身，這些滬商資本大，喜歡做大生意，本地的粵商們就算抱怨對方搶了自己的生意份額，但是倒也不會下黑手，或者做些惡性競爭的齷齪事。

    褚耀宗這些傳統中國商人說不出金融市場，資本運作這些比較專業的西方經濟學單詞，但是多年商海搏殺經驗也知道，這些滬商帶來香港的金錢越多，香港的生意就能做的越大。

    所以從1949年滬商入香江開始，本地粵商一致認為畢竟大家都是中國人，而且都是在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下做生意，這些上海人離開故土進入香港，作為地頭蛇的本地商人不能給這些同族的外來者太大難堪，因此並沒有特意聯手針對這些勢大財雄的滬商，始終是抱著粵商與滬商良性競爭，大家各憑能力賺錢，和氣生財的念頭。

    但是這些滬上來客卻沒有和氣生財的想法，上海雖然是遠東大都市，租界林立，但是終歸之前還有國民政府監管運作，而香港是英國的遠東殖民地，監管力度和各項政策條例遠沒有上海時那麼嚴苛，這讓發現各種商業漏洞的滬商們頓時按耐不住，從49年年末到如今51年，短短兩年時間，就已經將本地粵商們逼迫的連連畫招退步。

    一向是粵商天下的銀行業，航運業都已經被滬商割裂掠奪占下小半，大多數粵商立足的金銀業貿易場，如今更是粵商與滬商二分天下，場內一半，場外一半。

    「大家都是中國人，冇人話不准他們來香港做生意，但是做生意要守生意的規矩，這些上海商人，全都都是投機客，和你我不同嘅，今年從春節後算起，關門的銀行有四家，銀號有五家，錢店有三家，加在一起足足十二間，全都是我們廣東人的生意，而且也全都是那些上海商人設局出手，故意擠兌，如果不是恒生銀行出手救下幾個，關門的會更多。」杜肇堅喝完茶水，目光爍爍的望向褚耀宗說道：「就連巴士和小輪這兩項生意，已經不是有一兩個上海商人想要插手，還好我勉強在英國人眼中還有些名望，又拿到過勳章，與英國人還算說的上話，不然恐怕我的生意也已經被上海人搶走一半。」

    褚耀宗慢條斯理的幫兩人茶盞里再度斟滿茶水：「大陸解放不到兩年的時間，香港中國人開的大小銀行，銀號，錢店已經關了最少三十家，如果我們廣東人的銀行同上海人的銀行斗，手段不外是提高存款利息再互相擠兌，斗到最後，漁翁得利的是英國人，把那些想存錢的人都趕去英國人開的銀行，這段時間，英國鬼佬任由銀行業動亂，未必不是想看我們中國人內鬥，每關掉一間無論是廣東人的銀行，還是關掉一間上海人的銀行，那些普通百姓都會對我們中國人的銀行失望，最後，把辛苦賺來的錢存到鬼佬開的銀行里。」

    「不鬥又點樣？難道任由這些上海人不守規矩出招，我們就不能還招？不講銀行，講金銀場（指香港的金銀業貿易場），金銀場規矩，如果不是金銀場的行員，如果想參與金銀場的買賣，必須委託金銀場的行員進行，這些上海佬卻偏偏搞對敲，把本來屬於貿易場的利潤，都在場外吃了下去，金銀場的規矩不是英國人訂的，是我們中國人訂的，所有行員都是我們廣東人，上海佬這麼做，就是赤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