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就算是李世民，也無法揣測到夏鴻升所構想的有多麼長遠。

    畢竟，就算是他如何的雄才大略，也無法知曉千年之後的事情。

    大唐要想真的萬世永昌，除了自身的技術不斷更新，永葆世界最先進之外，其自身內部，也一定要有順勢的能力，才能應對住來自身體內部的種種衝擊，屹立不倒下去。

    在夏鴻升的認知界限之內，倘若到了一千三百年之後的時間，這個世界上還有大唐的話，那麼大唐只能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這是最為適合大唐的未來政體了。

    蓋因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歷史的必然軌跡，也是社會各個方面發展之下的客觀必然結果。大唐的帝制不會一直保存到那個時候。只有兩個結果。要麼，盡滅於階級革命的洪流，大唐從此不復存在，成為一個新的民主制國家。要麼，接受約束，同民主和資產階級相互妥協，成為名義上的君主。否則，就算是大唐擁有著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最廣沃的土地，也仍舊會在自身內部的變革之中被撕扯的粉碎。

    至於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之主義那畢竟還是構想，還未曾實現，更未曾被夏鴻升親眼所見。

    就算是這更加先進之主義有了某種特色，那在夏鴻升所處的時代階段，也暫時只是給資本主義披上了一層特色的外衣而已，並不真是那更加先進之主義。

    所以，夏鴻升目光之所能及的最遠範疇，也就是給大唐典型下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促使資產階級崛起，促成帝王同資產階級的相互妥協，皇權與民主的相互妥協，最終使得大唐轉化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順應民主制的大勢，因而一直持續下去。

    這是夏鴻升的大唐構想之中的最後一個環節，也是最終的結果。這中間需要多少過度又多少鋪墊，是夏鴻升窮此一生可能也無法完成的。但是夏鴻升可以將大唐的車輪，往這個方向上引去。

    要想大唐最終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需要資產階級和君主的相互妥協。而位於二者相互制衡，才能使二者免於流血衝突和武裝革命，順利的過度。

    因此，資產階級要先發展起來。而君王卻也不能在資產階級面前徹底失勢。

    所以夏鴻升要想辦法，促使大唐進入到這個狀態裡面去。

    所以要先開商限，先使得資產階級出現。

    但是資產階級的出現，卻又會威脅到帝王的統治。在資產階級出現的初期，它是發展迅猛的，又是足夠弱小的，甚至於朝廷的一道旨意，就足以將其扼殺。所以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初期，要使得帝王對他提不起來足夠高的警惕來，才能使其繼續發展下去。否則，一旦在初期的時候，君王認為它的發展將要觸及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時候，那麼不管他有多大的好處，君王都會將其一舉抹殺。而那個時候的資本主義萌芽，是斷然沒有能力來對抗一個集權的朝廷的。

    所以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的發展，反而應當有所限制。這種限制，使他可以放慢一些速度來，來迷惑君王，使君王認為它的發展在其可控之內，因而才不會去將其抹殺。因而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初期，一些不傷害其發展，又限制其發展的政策，反而是它的保護傘。

    這就是夏鴻升奏請制定商法的意義。

    其實，李世民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是根本無解的。

    官商勾結，狼狽為奸；亦或是權貴利用自己的權力，構建商業帝國，壟斷市場；甚至於大權貴就是與大商人，二者集於一身……這些都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法律有時候也只能相當的無奈和無力。

    蓋因「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的危險」。

    但是，卻也並非是不可調和的。

    只要法律的內容不過度阻礙於商業的發展，剝奪商人的權利；只要國家的力量仍舊大於商人極其聯盟的力量；只要國家對於經濟的把控仍舊有效；只要對遵從法律的商業行為的促進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