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四維說出八稅一的時候，心都在滴血——大變法以來，趁著天下工商大興和張四維政治地位上升的東風，以王崇古為首領的晉商集團，大肆進軍工商業，獲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

    經過七八年的苦心經營，晉商與傳統的淮商、閩商、徽商、秦商、魯商、蘇商、江右商幫等大商幫一樣, 新晉為此際天下工商的骨幹力量。

    這些大商幫本來自有傳統行業，例如淮商此前以鹽業為主；閩商以海運為主、秦商以茶馬為主、徽商、蘇商以典當和絲綢產銷為主、江右商幫以連鎖酒店業為主等等。

    至於晉商，發家吃的是「政策」飯，發展到現在則以金融業和鹽業為主。所謂政策飯，實際上晉商骨子裡帶著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貢」最為典型，晉商集團通過壟斷漢蒙交易, 賺取了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壩之會以後, 朝廷全面開放了漢蒙貿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幫也殺入這塊市場, 晉商突然從壟斷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虧。在王崇古的調度下，他們一方面鞏固傳統陣地，另一方面大肆進軍內地工商業，侵奪淮商、徽商地盤，並發展出以票號為基礎的金融業——現在則晉級為銀行業。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些大商幫赫赫有名，但與朱翊鈞成立的工商集團相比，則如同螻蟻比之大象。大變法之前，有些商幫例如魯商、閩商和江右商幫，主動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團，為之提供原材料和物流服務，規模得到了極大擴增。

    大變法之後，此前依附於皇室的這些商幫近水樓台先得月, 獲得的技術和市場都比晉商、秦商要好得多, 因此晉商這些年發展並不如俺答封貢時期——晉商善「守財」，卻缺乏冒險基因, 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發現並要極力扭轉的。

    儘管缺乏冒險基因，但晉商這些年仍然在金融業、採礦業、木材加工運輸業、鹽業等方向取得了極大進展。尤其張四維在政事堂登頂後，晉商團體如同滾雪球一般，急速壯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稅制，張四維則暗暗叫苦。這對任何一個大商幫都是一個壞消息，而晉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來，徵收的工商稅都是極低的。課徵辦法雖因課徵對象不同而異，但對各類手工業品一直採用從價計征，稅率一般為三十分之一，且免稅範圍極廣，凡嫁娶喪祭之物，自織布帛、農器、食物及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物品，以及魚、蔬、雜果非市販者皆可免稅。

    但是，對於非商幫成員的工商業者來說，所謂的低稅率其實並不低——跟自耕農的稅賦一樣。條鞭法之前，朝廷徵收的所謂「田賦」極低，萬曆初年時全國平均每畝4升。這是什麼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麥田算，大概百分之四。與戰國時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徵收相比，簡直低的可憐。

    但是這些正稅加上丁賦、均瑤、力差、雜泛——這些其實也算是「正稅」，關鍵是徵收環節的腐敗低效和層層盤剝，自耕農的畝均稅賦就一下子暴增到了畝產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謂「田賦正稅」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災年，大規模的兼併就不可避免。

    商稅也是一樣，隨著朝廷的日漸臃腫低效，財稅不足的各級官府開始大規模設立鈔關收取「船料費」和「車馬稅」；城市則設立「門攤稅」以及各類「雜派」和「攤派」，前面的算是地方稅，後面的「雜派」和「攤派」則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稅環節的盤剝，與田賦正稅一樣，大明實際上的商稅並不低。

    現如今工商業的實際稅率大概是十稅一，已經接近朱翊鈞所擬的「八稅一」的稅率。但是對於晉商等大官商來說，雜派和攤派，是沒有人敢收的。鈔關、門攤稅這些，他們也只交少量定額。相對於小工商業者，這些大商幫，稅負大概僅在十五稅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對於皇帝提出的稅率，張四維深感肉疼也屬理所當然——這相當於正稅翻倍還多。

    而對於朱翊鈞來說，穿越前他是稅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稅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沒有任何秘密可言。畢竟，這才是他的本行。

    從萬曆元年穿越時開始，朱翊鈞就在研究明代的稅收問題。但一直到萬曆十四年才有所動作，是因為他深知財稅政策的根本：首要的是涵養稅源。

    變法之前，全國最大的稅源除了土地田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