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誡子書】

    正如皇帝登基繼位要講究名正言順一樣，每個朝代在興替之初也會面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正統，也就是合法性問題。

    比如高皇帝原本只是一個亭長，比六國貴族不知低賤了多少，憑什麼最後是他坐天下？又憑什麼是劉氏世世代代為天子而不會輪到別人？

    當然，普通的底層黎庶是不會考慮這些事的，他們在乎的只是皇帝與臣子能不能讓他們太平安生的過日子，但他們也需要一個永永尊奉劉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個國家首要的還是知識分子，越聰明的知識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難說服，所以在漢代建國之初，劉氏就一直在急於尋找一個合適的理論，用來解釋上述的兩個關鍵問題。

    這個問題只要一直存在，劉氏的皇位就不能說是萬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人，他所提出的理論不僅解決了劉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決了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劉氏受命於天，治理萬民的合法性問題。

    那個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將先秦傳統儒家學說與法家刑名之術、陰陽家思想結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為中心的所謂的新儒學，也就是今文經學。裡面所包含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理論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經學也由此成為漢代官方的主流思想，從此開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局面。

    但是隨著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尖銳，今文經學自身開始出現偏離了經文微言大義的道路，變得繁複而空洞，已經不適用於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論需要。已經漸成氣候的古文經學開始走上政治舞台，與今文經學分庭抗禮，爭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經的都是關西士族、通習今文經的則是關東士族，古文經學之爭，由此也演變成了關東關西兩方政治集團與學閥的較量。

    這一爭，便是兩百多年。

    對於皇帝來說，只要符合當前時代的需要，古今經學那個占主流都無所謂，而曹操有罪無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間。之所以要搞出這麼大的議論，其實還是想藉此機會試圖改革貫穿漢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經學的分歧，將其融會貫通，成為一個新的儒學。

    所以在見到眾人之後，皇帝開門見山：「太學如今是什麼個議論，諸君都知道吧？」

    眾人互相看了看，默契的點了點頭，這個時候說什麼都沒用，只有等皇帝親口為此事定下基調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為父報仇，初衷是好的，但過程未免太過酷烈。」皇帝語氣不急不慢，目光放在眾人臉上一個個的看了過去：「申飭的一定要做的，但若如鄭君他們所言，曹操濫殺無辜，該入獄等事，我看還是不必。其實諸君心裡也明白，此番議論曹操興師復仇不過是一個題目，真正要議的，其實還是各家之見。」

    「謹諾。」崔烈最是奉迎上意，搶先說道：「兩家之爭，皆由《春秋》而起，《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今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豈能奉為一經？而《公羊》言簡義深，乃孔子師徒所傳，堪為正統。此次議曹操伐徐州，愚臣淺見，當依《公羊》所言伍子胥伐楚復仇之例，許以寬待。」

    話音剛落，明經博士、潁川人韓融便出聲說道：「臣附議，上古有明君賢臣，相得而天下治，是以君臣的言行要述舊合古，若是不符《五經》之義，那就是叛離經道。《費氏易》、《左氏春秋》二學師承不詳，《左氏》又有失載十四事，與史相悖，焉能為經？」

    這兩人之中，崔烈自從提拔為侍中、主持搜集圖書、編撰《皇覽》以來，一直都以皇帝馬首是瞻；而韓融既是當時大儒，又是潁川人，背後站著什麼人，一目了然。在他們兩個表明態度了之後，皇帝便把目光看向了與楊氏有世交、家傳《歐陽尚書》的桓典。

    對於這些祖祖輩輩都鑽研一經、幾乎壟斷了一部經書的解釋權的士族們來說，他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新學說的崛起將撼動他們固有的地位，畢竟誰也不願意接受自己祖宗世代沿襲下來的經書被人批判的一無是處。

    「春秋決獄，向來是以《公羊》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