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會有一點奴性心理現象，這一點奴性心理從哪裡來的？從原始的人猿本性中傳承下來的，這種思想在今天的非洲大陸還能看到，在猴群中也能看到這個天然的理性行為。中國人的傳統尊卑思想，「仁義禮」的思想，以及行為反應都來自自然法則的總結性傳承，而不是通過「人性」的思維方法升華出來的「人性學」的知識結構。

    又如中國傳統理學中的集權思想，「仁」治思想，君臣觀念，學而優則仕思想等等都是中國人「理性」化之後的內容，屬於「常識性的道德教訓」歸於「原始的理性」的總結性思想。

    又如中國人守規矩的道德思想，孔子《大學》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孔子《中庸》「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論語》

    孟子曰：「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等等

    朱熹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於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艷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為人若此，庶乎近焉。」

    讀過這些思想家的言論就可以看到這些話是完全的道德標準，道德說教，重點是就這些思想而言，只是道德觀念，並沒有上升到規則法度的範圍，只是思想空間，而非責任義務。我們知道道德不受約束，沒有約束力，道德只是常識性的思想宣教，而責任與義務就是必須負責的行為準則。

    而就人類社會的行為準則而言，道德標準如果只是思想說教而無法上升到責任與義務的範圍，無法達成責任標準，義務範圍就只是思想方法而已，屬於空洞的教條。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思想只是「原始的理性」說教而已，而無法上升到哲學的高度。

    哲學正確的理解應該叫「人本學」也可以叫「人性學」，而在這三位儒家大聖的教條之中，只有孟子的思想中有「人本學」的基本條件，但也沒有形成完善的概念，只是初級思想而已。

    當思想理念作為形上學被應用到政治制度中時，政治理念也會因思想理念的左右搖擺，而無法形成明確的政治生態，形成良性循環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國古代的王朝統治者則把中國傳統理學思想完全貫徹落實到政治生態中去，這就必然是導致中國古代王朝統治更迭過快的根源。

    古代中國王朝統治先盛後衰的根源就在這裡，思想學與政治學是對立與統一的兩種學術領域，既不互為條件，也不互為因果，只存在互為影響的發展關係，哲學雖然是影響政治進程的力量，但不可以是左右政治進程的方針政策。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理學走到盡頭只是時間問題，早在五至十二世紀左右，世界範圍內文化進程發生巨大變革，這個時期是東西方文化形成二次變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以朱熹為代表的新一代理學思想家，在朱熹的思想左右下，之後的中國全面改良了中國傳統理學的學術定義，特別是在朱元璋的主導下在王權制度中全面貫徹朱熹的思想主張，把朱熹的思想引上了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形而上的政治格局，從此也就給中國封建王朝埋下了必死的根基。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性思維已經達到了極致的地步，他把理性判斷定義在「格物致知」的範圍內，以「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文集》）來倡導天下為治。

    《文集》：「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語類》：「《大學》格物致知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聖賢之域。」這兩段話都在告訴我們一個意思，凡是說理的學問就是一切從物質條件出發，將「格物」達成致理極致的學問，把物質條件放在一切方法的第一性上，將氣（人）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