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之流才需要如此小心，因為他除了忠藎外一無所長啊，因為他把自己徹底地依附在了曹操個人而非整個集團身上。自己不同，自己身為姻戚，略有所長，亦為曹操多立功勞，更重要的是，自己所要博的乃是在儒林中的名望，或者在曹氏集團中的名望，而非曹操個人的信重。

    況且，最近收了不少小弟，你必須得讓小弟看清楚，你是曹家分公司的老闆，而不是曹操手底下一個業務員——哪怕是最受信用的高級業務員——他們才有繼續跟隨你而不是直接往母公司跳槽的動力啊！

    想到這裡，是勛不禁冷笑一聲，當即下令：「召韋曹掾來。」

    九月秋收的同時，有榜文張貼河東各縣，言郡守將重開官校，暫任奏曹掾韋誕為學宮祭酒，召聚學子，讀書講經。為了吸引士人前去官校學習，榜文中還特意說明，凡入學者，將下發一套朝廷才剛定正的三經（《易經》、《尚書》、《詩經》）當教材，學足一年，即歸己有，並且身為鄭門嫡傳的郡守也會親往講學。

    漢代的郡國學校，始創於孝景、孝武時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頒布制度，各郡國統一設立。但是漢末動亂，就連太學都開不成了，更何況各地的學宮呢？也就名士大儒劉表在襄陽復興過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廢棄。

    是勛重修學宮，再開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讓我專注民政，好，我就專注民政；但我說過自己搞印刷術是為了教化，如今乾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給你瞧瞧。趙達那種屁話，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這番舉動，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這也算是對曹操一種無聲的抗議。

    當然啦，抗議歸抗議，是勛此舉，政治上絕對正確，儒林中可刷聲望，曹操又能拿他怎麼樣了？

    河東郡內，世家大族很多，衛、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們大多在家中讀書，雖有不少往赴許都太學，但年輕太輕的，家人還真不放心讓他們跑那麼老遠，那麼，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當不錯的選擇。更別說低一等甚至兩、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書和師資都不足，子弟們也未必有資格、有門路上太學，如今聽聞郡內官校重開，個個喜不自勝，奔走相告。

    秋稅收繳上來以後，官校就正式開課了，四方來聚的士人，下起十二歲，上到四十八歲，足有五百餘名，這數字把是勛都給嚇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經拜訪過各大家族，請出幾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經學的樂祥總管其事——在原本的歷史上，杜畿治理河東，即任樂祥為文學祭酒，負責文教之事。不僅如此，是勛還兌現承諾，自己隔一天就往學宮去開講。

    歷代經學，可分為「我注五經」和「五經注我」兩派學風。漢儒是「我注五經」，即先有經典，再鑽研經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則是「五經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經典來加以詮釋。是勛一直是奔著第二條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張胆而已，如今他師承也有了，名聲也有了，一郡之內，唯他為大，那還有啥放不開的？

    在學宮之中講課的次數越多，時間越長，是勛就越是膽大妄為，甚至不惜徹底地扭曲經義。比方說，孔子曾經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罵孔老二主張愚民政策是不對的，應該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廣大底層民眾根本就沒有接觸知識的可能，強使知之，反而會出事兒。但是勛在講這一句的時候，卻乾脆按照後世為給儒家洗白白而到處流傳的不靠譜點逗方法，讀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從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從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開發民智，教化他們。

    如果說是勛當初私注五經，往裡摻了一成的私貨的話，那他如今在河東講學，就足足摻了三成還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經學，闡釋自己覺得可以在這時代拿出來的嶄新的思想，從而創建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正所謂和尚摸得我……啊不對，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