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滬上的梁啓超當然不知道自己已是楊銳內定要沉馬里亞納海溝種藕的角色，但越來越多紳士對其拒而不見使得他越來越明白自己的尷尬處境，數月之後當湯化龍也一去不復返時，他才後悔當初不該推脫那次和楊銳會面的機會。在這之後，他唯一能做就是在滬上灘和湯覺頓、張君勵、蔣百里等人辦自由報。

    與他數年前離開滬上相比，如今的新聞管制應該說更寬鬆，但自由報的銷量卻越來越不近人意，到最後報館突遭大火不得不破產解散，他終是脫離了政壇，成為滬上復旦大學的一名教授；對於時政，也僅僅是寫寫評論、賺些稿費，使梁任公這個名字還保留在讀者眼中罷了，但實際上他、以及他的魔筆已無所輕重了。

    士紳地主們入三一教的越來越多，社會風氣越來越禁錮，報紙文章上的白話文越來越少，生僻的詞句越來越多，一切似乎都再向庚子之前、甚至是自強運動之前走。而世人也日漸趨古——即便是滬上這樣的國際性口岸，穿西裝的人也越來越少，穿國服的人越來越多，唯有在洋人辦的酒會舞會上，辛亥前後的社會風氣才能得窺一二。

    實事求是的說，社會風氣的轉變不僅僅是三一教的功勞，中華政府對此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神武十四年夏曆八月廿七，三一教被稽疑院立為國教；神武十四年臘月廿六，宗族管理法通過稽疑院投票表決；神武十五年二月初三，由三一教和全國宗族聯會提交的土地改革補償議案交由稽疑院討論。當年十月在稽疑院大會上表決通過……

    如同一個普通的看客，身在滬上復旦大學的梁啓超看著舞台上的角們按照他所猜測的那樣盡性表演。如此歷歷在目的感覺讓他既羨又恨，本來若是當年不走錯的話。他也可以在這個舞台上左右逢源的，可造化弄人，他現在只能是一個看客。

    不但是看客，還是個只能拍手叫好的看客。他不能反對三一教立為國教，因為他本就是儒生，尊崇國學並無不好；他也不能反對宗族管理法，因為他自己就置身於宗族同鄉的關係之中，一旦反對，其他不提。這輩子怕是不能回新會祭祖了；他更不能反對土改補償案，因為這本就是他之前力倡的，正因為此，未真正參與雲南叛亂的他才免以起訴。

    宗教、宗族、土地補償，這三個影響深遠的法案一通過，那麼之後的一些事情就順理成章了：神武十五年七月，因復興會不想將會產用於補償地主，天字號申請與國有公司清算分拆；十二月，私有化最關鍵的一步。即國家銀行重組法案在國民黨力倡下最終通過——關東銀行、僑商銀行、蒙古銀行、西北銀行等四家銀行匯合關內十九家省立銀行，以土地補償法案所補償的國有公司股票現金、天字號部分資產、以及各大私營銀行所持有的現金入股國家銀行，國家銀行被改組成為私營性質的唯一發鈔行。

    同樣是十二月，由已故農部尚書陶成章兒子陶守和上交的取消農稅案在稽疑院表決通過。延續了幾千年的農稅終於退出歷史舞台，全國四億農民歡天喜地，除夕當日不但於各縣皇殿謝恩。更朝京師方向跪拜叩首。

    至此，從神武十三開始的私有化表演基本結束。而次年神武十六年是稽疑院大選年。此時四億農民才發現隨著農稅的取消，原有的選舉權也隨之消失（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們或許會發現取消的農稅隱藏在化肥以及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里。但那是很以後很偶然的事情了）。按照國稅局的統計，本此選舉的選民為開國曆年來最少，只有六百三十餘萬，其中除了有產有業的地主、工廠主外，還有部分高級工人、公務員、軍官，以及部分需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自耕農、手工業者。

    具有投票權的選民從八千萬極具減少到之前的零頭，這就使得以前那種深入農村的拉票方式完全無用，真正有投票權的選民在縣城即可找到，即便不住在縣城，也能通過縣城的商紳傳話。這是北方，在東南諸省，要想獲得選票必要與各縣宗族交善，因為縣內大部分選票都由宗族控制，和宗族族長談的好，那只需一頓飯，選舉之事就徹底搞定，若要想以前那樣鑼鼓喧天的搞講演、發小禮品，那除了吸引一堆沒有投票權的看客閒人外再無收穫。

    一直冷眼旁觀這一切的梁啓超除了寫文章外再無其他作為，雖然他也交個人所得稅，但滬上對他而言只是客地，即便有人建議他參選，他也是一笑了之——滬上的頭面人物雖然仰慕他的學識，可他畢竟是個外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