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主張以「歷史的態度」輸入學說和主義。

    因為《每周評論》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號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論問題與主義———論輸入學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文章談及「輸入學說」的注意事項和「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術影響」。

    此後的文字沒有刊出，這篇文章後來被胡適收入《胡適文存》。

    《四論問題與主義》的題下，胡適特地標明該文主要探討「論輸入學理的方法」，即對於輸入各種學說主義所應採取的態度。胡適將其歸結為「歷史的態度」，即「凡對於每一種事物制度，總想尋出他的前因與後果，不把他當作一種來無影去無蹤的孤立東西，這種態度就是歷史的態度」。他希望中國學者都用這種態度研究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這樣輸入的每一個主義，「都是活人對於活問題的解釋與解決」「都有來歷可考」「都有效果可尋」，並且避免了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主義」的弊端。

    輸入學說怎樣實行「歷史的態度」？胡適認為，要注意三點：第一，要注意學說產生的時勢情形，因為「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最初「都只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藥方」。

    第二，要注意「論主」的生平事跡和所受的學術影響，因為學說代表某人的「心思見解」，如不仔細分辨，就會把「個人怪癖的分子，當作有永久價值的真理」。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論主」馬克思為例，對此作了說明。

    第三，要注意學說的效果即「主義的價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的影響、改變人的言行、變換制度風俗的性質等等，觀察這些效果，就能清楚學說的意義和功用價值。

    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兩個重要部分」唯物史觀和階級競爭說為例，對此加以說明。胡適雖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觀的價值和意義，但卻極力反對階級鬥爭。對其，其言辭很激烈，認為「階級競爭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其結果是，「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

    前邊說了，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周評論》。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號，只印刷了第一個版面。這個問題上的爭論也便被迫戛然而止。

    藍公武（1887年1月23日—1957年9月9日）字志先，祖籍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鎮古城村。

    幼讀私塾，後赴日本留學，191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13年赴德國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回國。1904年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曾任《時事新報》總編輯等職。1917年後任《國民公報》社長、《晨報》董事、北洋政府國會議員。先後參加了辛亥革命和護國、護法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1923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大學任教，講授馬克思的《資本論》。

    1931年後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因在高等院校宣傳抗日救國主張，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軍憲兵司令部逮捕關押，後經親朋營救獲釋。

    1945年夏到晉察冀解放區。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察哈爾省人民政府教育廳廳長、北嶽行署民政廳廳長。

    1948年9月任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長。

    新中國成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曾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

    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無論胡適還是李大釗，都力圖通過充分和縝密的說理服人，表現出一種寬容與溫和的態度。李大釗在給胡適的信中開頭就表示，他的觀點「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文末又說：「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如有未當，請賜指教」。而胡適對藍公武、李大釗二文的反應則是「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了，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由此可見，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