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則使得邊鎮與帝國中央朝廷還增加了不少收入。

    清丈田畝更是讓帝國擁有了更多的稅賦，在短時間內一下子就增加了價值數百萬兩的錢糧收入，加上邊鎮屯田與河套新分之民田的豐收，帝國戶部的稅糧收入竟增加到了三千萬石！這已經接近於帝國洪武永樂極盛之世的糧食收入。

    再加上皇家產業賺取的白銀收入以及玉林城的礦產開發，大明現在的國庫收入甚至已經超過了大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正因為有如此雄厚的財力支撐，朱厚照才能夠加大對教育的投入。

    正德七年，新年伊始。

    朱厚照正式下詔，令各地督撫與提學使再擴充社學，且要求每村必須有一社學，舊有的社學已廢棄的重新開辦，沒有社學的新建之村鎮則立即開辦社學。

    且社學納入學政體系，由本縣與提學使共同管理；

    社學先生給予同舉人出身，教滿四年可直接應會試；

    社學允許有多名先生，社學設一校長，賜從九品出身。

    同時，朱厚照決議分禮部之權，儀制清吏司所負責之學務單獨成立一學部，由康海就任學部尚書，統領帝國學政，一改推行千年的六部之分。

    對於這種編制性的改革，引起的反對聲音倒不大，最多是禮部的堂官們會覺得自己權力被分割，可如今禮部尚書楊一清剛轉為邊鎮總督，禮部系統的官員又因為張昇、毛澄兩任禮部尚書被殺而被大削威勢，使得現在成立學部後，禮部也不敢拂逆朱厚照的意思。

    不過，為了達到精兵簡政的目的，朱厚照還特地下詔，將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併入禮部，著令內閣對其禮部事務重新訂立，明確具體禮儀事宜和外務事宜。

    中央設立學部，便於更好的管理學政和推行教育，從此以後教育便不在僅僅是部務即禮部之事，而是朝廷之事，在制度上是由皇帝直接通過學部管理。

    學部第一任尚書康海作為第一個以四品以上高官身份去京師大學深造的官員，也懂得了教育的重要性，甚至社學的具體改革與學制改革也是由他親自完成的。

    比如要求考中縣學者便可直接入縣學，縣學滿五年可直接考府試，府學滿三年可直接考院試。

    依據大明現有的財力，在內閣與戶部、學部廷議後，朱厚照決定在社學實行四年義務教育制，財政由中央朝廷撥付。

    且朱厚照為表示為振興大明治學之事，順利推行強制性義務教育，下旨皇家稅務局每年需撥出三成榷稅收入給學部，以專門作為大明治學之費，而朝廷國庫也應撥付相應收入給學部。

    因為考成法以政績為唯一升遷官員標準的緣故，因而學政本就是地方官最為積極之事，如今朝廷撥付重金助學自然更加地方官更加積極響應，而百姓們倒也不反對，畢竟他們也知道讀書是好事。

    可事實上卻也並非如此，低收入的百姓家庭還是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學校，至少不是全部的孩子，畢竟他們需要足夠的勞動力為家庭增加收入，哪怕是給財主放個牛也好。

    儘管官府免費，但落在實處，在一些底層官員與胥吏以書本費、筆墨費等名目下，還是繼續收錢，所以一時間，朝廷雖然投了不少銀子，真正能進入學堂讀書的平民孩子一時還沒多少。

    甚至一些底層官員與胥吏為應付上面檢查，還強制性把平民子弟抓進社學讀書，同時也強制性要求平民子弟繳費，如此反而沒有讓平民子弟享受到朝廷免費教育的恩惠。

    朱厚照聽聞後自然也不客氣，直接下旨將這些官員胥吏處死，在狠狠地殺了幾批後，底下的官員胥吏也有很多老實了許多。

    無論如何，儘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儘管地方的實際推行效果與中央朝廷的本意有所不同，但到底還是有了很多庶民家的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

    嚴嵩在擔任南直隸巡撫後便開始盡心遵行著朝廷下達的推行強制義務教育的事，而且與其他地方不同，他還嚴格按照朝廷旨意在社學裡增設算術與常識兩科，且要求自正德七年起，南直隸的學員考試增考算術與常識兩科，就算八股文做的好，算術與常識不合格者也不得入學。

    江南士紳對此是極為反感，紛紛聯絡本鄉官員上奏彈劾嚴嵩這是本末倒置，背儒令學子習下九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