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萬類稟承陰陽兩氣而生，多少都會有些偏向，孔子特標舉一中庸境界，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實際很少有人能做到。

    禮記說『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是《詩經》的教化作用。《詩經》是經由孔子編定過的，是以具備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後世的詩詞未經編選，也不甚符合溫柔敦厚的旨意，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都是橫絕千古的大作手，然而他們的詩極具感發力，卻不一定有教化力。屈原忠貞不改，自沉於汩羅，杜甫詩沉鬱頓挫，最具儒者情懷，在文學上影響至深且遠，但卻不盡合乎中道，不合中道，便難免有流弊。

    據說《樂經》是詩經的配樂，並未單獨成書。孔子說樂以發和，樂和詩的精神是諧和統一的。一般來說，詩意溫柔纏綿，配樂也必宛轉悠揚，詩意激昂慷慨，配樂也當雄健有力。詩中的樂府和詞中的詞牌，本來都函括了作品旨意，後來曲譜丟失，詩人詞家任意為之，同一樂府舊題，內容則毫不相干。同一詞牌，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風格。

    詩詞只有感發力，在文學上不失為好作品，但卻失去了教化作用。中夏詩學可謂是源遠流長，綿亘四五千年，代有作手，但是唐詩宋詞之後，在市井中實際已失其地位，逐漸被話本和戲曲取代，只成為士大夫酬答唱和的工具。

    明代前後七子雖昌言詩必盛唐，清朝也出現詞學復興，在世俗中的影響力卻甚為薄弱。遠不能和唐詩宋詞相比。

    白話全盛之後，文言和詩詞幾乎都壽終正寢。顧名思義，文言就是文章語言，白話就是明白如話，相傳文言是孔子所作，『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這個『遠』並非單指流傳後世，更是指廣闊地域而言的。

    中夏自秦漢一統之後，書同文，行同倫，然而卻未能做到言同語，一是疆域廣大，二是地形複雜，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語。

    近世學者提倡言文一致，又說『我手寫我口』，實際是絕無可能的。古代雖有官話，大概範圍不會太大，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鬢毛已衰尚且鄉音未改』，而且很多方言土語是約定俗成，和文言發音差異頗大，甚至無法判定有無其字，又何筆之於書。雖然有一些作家嘗試用方言寫作，這在通俗中並不鮮見，《水滸傳》、《醒世姻緣傳》都頗具方言特點，然而也只是帶一點方言特色而已，方言在人物描寫上雖有一些優勢，卻非異域之人所能共喻，反而增加閱讀的難度，使作者受眾狹小，《海上花列傳》便是一例。

    況且中夏的方言土語極多，揆其大端，不下十數種，小的差異更難計算。將一種方言定為範式，同樣會造成勾通的困難。所以言文一致，我手寫我口之類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當然為了統一語言起見，各國都會將一種流通最廣的語言定為官話。所謂言文一致，只是用這種官話寫作而已。

    所謂白話並不是指的方言土語，而是明白如話罷了。大約諸夏有了共同的文字之後，漸漸便產生了文言。這種文言剔除了方言土語，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比較穩定的範式。講求這些範式的學問就叫做小學，分而言之，則為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

    大體說來，文言又有兩種文體，一為散文，一為駢文，散文長於議論，駢文注重修飾，到了齊梁之際，駢文風行一時，爭奇鬥豔，內容空洞，直到中唐時代，才有韓愈、柳宗元出來提倡古文，宋朝又有歐陽修、蘇軾等人踵繼之，遂使古文復盛。

    其實不管詩詞還是文章，不同的作家總有不同的風格面貌，這跟作者的性格和志趣有關。詩詞文章只有好或不好，沒有死活、新舊之類的分別。

    近世啟蒙思想家提倡白話，這是大勢所趨，但是挖空心思抨擊古代文學詩詞，斥之為舊文學、死文學、貴族文學，這就未免危言聳聽，不盡不實了。

    其實中夏的文學豐富多樣，作者會根據自己的志趣和體裁選擇語言和風格，白居易要讓七十老嫗聽得懂，風格自然要通俗一些，韓愈、章太炎學問博大，不避奇字、險字，這也無可非議。

    『曲高則和必寡』，市井的話本、、戲曲要算最為通俗的，柳永的詞有凡有井水處皆有歌者的聲譽，他的詞在宋詞中要算頗為風俗的。

    然而白居易的詩，柳永的詞也未必人人都能讀懂，這跟一個時代的智識程度有關。為了啟蒙的需要，文人學者自然有必要創作一些通俗普及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