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王永安還沒有將華幣推廣到全國作為流通貨幣的打算，所以他選擇的華幣背景也僅僅是揚州老巢。頗為有趣的是，由於華幣的圖案採用了寺院與法師，導致許多人將華幣取名為佛票。

    關於佛票的說法也引起了許多爭議，除了道教信徒堅決不使用所謂的佛票外，某些基督教、天主教、依絲蘭教信徒堅決不使用華幣，甚至為此西北地區還焚燒了大量的華幣，當然他們也為此損失了大量的金錢這就不能怪王永安了，且某些信徒對其他信仰太沒有包容性所導致，否認中華文化的天下大同理念。

    由於華幣面額較製作精美，防偽能力強，攜帶方便，兌換有保障，且王永安在上嗨除了建立中華實業銀行總行外，還建立了十家方便兌換的中華實業銀行分行，在江蘇省建立了二十家分行，在浙江省建立了十家分行，在安徽省建立了五家分行，因此王永安的公司員工放心大膽地使用起了華幣。

    隨後，張謇忽然宣布大生紗廠將工資發放業務交給中華實業銀行，且工資也採用了華幣發放，這是給了王永安極大的面子，原本最開始是揚華房地產公司員工們和中國航運集團員工們使用，可是在張謇支持下，江蘇省商人們紛紛選擇使用並接納華幣代替白銀來給工人們發放月薪。當然，工人們接受了華幣，鄉下的農民還是相信銅錢和銀子，倒是許多信佛的農民反而接受了華幣，在他們看來，佛票可是菩薩保佑著的

    1911年春季，華幣首先在揚州和南通開始流通，作為王永安的老巢，揚州的街面上基本上看不到大規模銀兩交易，鹽販子們攝於王永泰和王永安的壓力，不得不在進入揚州之後立即將銀子換成了華幣。而南通流通華幣的主要原因則是張謇的支持，由於南通是張謇的老巢，大生紗廠的所在地，工人超過數萬人，在採用華幣發放工資之後，南通百姓很快便接手了華幣。隨後，上嗨也開始漸漸開始接受了華幣，隨著樂買雜貨鋪在上嗨的普及，帶動了華幣的合法性。

    1月末，王永安匆匆來到上嗨與浙商商團進行會洽，在浙商團長虞洽卿和張靜江等大量浙省商人代表的支持下，許多浙商開始接受使用華幣來進行工資與資金的運轉。

    浙商集團，蘇商集團代表著大清國最具財力的四大財團中的一半，背靠這兩大財團的支持，中華實業銀行得以迅速發展壯大。1911年3月開始，中華實業銀行以一種民營金融業巨頭的氣勢席捲江南，影響大清國。

    華幣的發行和使用宛如暴風驟雨一般襲向江南地區，它的出現嚴重衝擊了票號和錢莊，橡膠股災之下的票號與錢莊原本便脆弱不堪，而在諸多商賈紛紛將錢投入中華實業銀行之後，不得不倒閉關門。更多的錢莊則找到張牟群，希望他能夠拉自己一把，可惜張牟群做不了這個主，別說一半的錢莊和票號，就算是青幫的錢莊也不行。金融戰和任何戰爭一樣無情，王永安的中華實業銀行已經停不下腳步，不稱霸上嗨灘誓不罷休，怎可能放過任何一個人？

    所以王永安讓張牟群只做一件事，吞併錢莊和票號，整合上嗨金融，整個上海灘只能存在一個超級銀行，那就是中華實業銀行。基於這個目的，張牟群毅然決然地拒絕了諸多銀莊票號的合作，吞併即將倒閉的銀莊和票號，迅速占領其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便是典型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資本市場，有些業務能力較好的在這艘金融巨輪的壓迫下，也不得不主動加盟。不知不覺之間，中華實業銀行居然把大清國的牆角給撬了，在兩江地區，華幣取代了銀票成為流通貨幣。

    而大清國法定貨幣實際上是山西銀票，自明末山西商人便開始與滿清政府合作，私售武器糧食給滿清八旗，其後滿清入關，山西銀票票號開到了全國各地，朝廷為山西票號擔保，山西票號的銀票成為了金融和穩定的象徵。

    山西票號最輝煌的時期，便是喬致庸生活的十八世紀，恰逢鴉片戰爭前後，喬致庸以秀才之功名棄文從商，在國將不國的年代之中，改革山西票號，使得山西票號從最原始的儲蓄功能發展成為一種貼近與後世的金融機構，通過支持清廷剿滅太平天國運動，進一步加強了與朝廷的共生合作關係，隨後又實時更新票號產業，拓展業務。喬致庸本人則結交權貴，上至皇親貴族老佛爺，下至販夫走卒小吏小戶，八方疏通四方結交，八國聯軍進京師的時候，慈禧西逃，喬致庸將慈禧光緒一行人接到喬家大院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