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稅一就是夷狄習氣，低稅率放棄基層管控讓基層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殘餘。

    他這種「對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論其體系」的做法，也使得這場「如皋之會」十分難搞。

    要不要收稅、收多少稅、怎麼維繫一個朝廷運轉、怎麼搞地區平衡，本來是一個科學問題。

    結果弄成什麼了？

    弄成了讀經。

    經說，要十一稅，不能二十稅一，於是十一稅是好的。

    但也不能說這種做法完全不好，針對稅率問題引發的爭論，也確實引導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稅、治國、基層管控、朝廷的責任和義務等問題。

    偏偏，這裡面又確實繞不開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絕對皇權的基礎下，行善政的基礎又是什麼？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這就算是仁政的基礎了。

    這也就是心性派壯大的緣故，不然，怎麼約束讓朝廷行善政呢？

    這個，倒不是說孟子學說在這次變革中真正繞不開的地方，這玩意兒用處不能說沒有，但實際上就現實來看，頗為有限。

    一堆學了一輩子儒學、修了一輩子心的士紳，也沒見得真就自發行善了。

    真正說繞不開的地方，在於孟子說的一些具體的實例。

    比如這番話：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這番話的本源，是反對農家的絕對平均主義，反對農家的小生產者公平交換理論的。

    但因為時代變遷，後世的重點，都放在了後面的「人與禽獸」的區別。

    不過，如果想要解歪經，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簡單。

    即，孟子說的從大禹、到后稷，再到契的過程，是否可以理解為是有「先後順序」的？

    或者說，是有主次順序的？

    治水，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權、安全保障、生存保障是最優先的。

    然後，才去搞生產。

    然後再去搞人倫教化？

    如果有主次順序，或者先後順序，那麼是否可以說，現在劉鈺搞的工商業發展、鹽政改革、土地政策，發展生產力，在儒學概念中，也是有巨大意義的。

    或者換另一個角度，孟子這番話，是否可以理解為，政府必須要承擔諸如治水、保護人民、發展生產、教化百姓等等義務？

    如果要承擔的話，錢從哪來？是不是要收稅？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加強朝廷的財政收入？

    總之，把這些話都拆開的話，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

    當然，要想融合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解決孔孟爭端、儒學流派等等問題，並且再從新角度解讀這些聖人之言，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

    劉鈺肯定是沒這個本事的。

    但他這種解經的角度，還真就確實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也真的是順著劉鈺預想的角度，來理解劉鈺所進行的諸多改革。

    甚至，人還不少。

    但是……

    但是，從惟新元年持續到惟新五年的江蘇改革中，最開始支持劉鈺的做法、甚至接近劉鈺解經角度的一些大儒，終於還是和劉鈺發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