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皇帝嘴上說什麼勿要諱疾忌醫，但實際上，在廢棄運河、漕運轉海之前，黃河問題確實就是個忌諱。

    很多人都知道，洪澤湖沖沙的玩法遲早要炸、也知道黃河越來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沒有人敢去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大順被劉鈺主持軍改、燧發槍配刺刀加野戰炮兵之前，北方威脅始終存在。這種存在，迫使大順只能選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軍事重心，南方做經濟中心。依靠漕運、運河來維繫帝國運轉；依靠兩淮鹽政，作朝廷重要的緊急財源。

    在這個體系之下，很多問題是無解的。

    治河必先廢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順下南洋徹底擊潰西洋艦隊之前，有前朝的台灣事件、有大順東伐日本的海上戰略調動為鑑，喊再多也不敢動。

    解決了海運問題後，黃河問題才真的敢拿出來討論，或者說有了所謂的「勿要諱疾忌醫」的資格。

    在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裝傻，一廂情願地相信黃河不會出大事。

    劉鈺算是把這個膿瘡挑開了，但管殺不管埋，就明確表示，別考慮徹底根治黃河了，就大順這點能力和此時的生產力水平，準備救災就得了。

    在皇帝看來，大順和大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已經不一樣了。

    大明存在的某種純粹政權意義，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備北方農耕線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順存在的純粹政權意義，在北方問題解決之後，其實就是加強集權和財政收入，利用國家的調控能力，通過各種方式減緩內部矛盾，延續統治。

    相對於賑災這種「保守治療且等死」；變革和擴張移民是「積極治療且等死」。

    這種意義上的轉變，就使得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劉鈺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這麼做是為了皇帝。

    皇帝當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為他真的看到了好處。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說劉鈺不是大順人一樣，同樣的事，在劉鈺和皇帝眼裡，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比如。

    之前的銅錢鑄幣廠叫歇事件、蘇州織工罷業、松江府踹工歇業、廣州府石匠鞋匠組織「西家行會」對抗東家等等。

    在劉鈺看來，就是這證明……萌芽……發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來，那就大不一樣。

    皇帝仔細研究了這些類似事件，得出了三個結論。

    其一：這些工匠們是軟弱的，這些憑藉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搞罷業，非常容易擺平，他們非常傾向於獻祭領頭的，而且他們是支持朝廷穩定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朝廷穩定的得益者。

    其二：這些工匠們只有經濟訴求，他們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種能夠威脅大順的口號。反觀明末時候，真正有威脅的，是提出了明確政治上訴求和粗略綱領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於均田免糧、均平天下、剷平不公、減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農、和各種礦工礦奴等等。

    其三：這些工匠們更傾向於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懼和害怕那些工場主和東家，並且視他們為壞人。而工場主則因為打不過他們，也更需要朝廷的保護。同時也因為大順農村的極端貧困，不管是工匠還是工場主，都對自己現在的穩定生活基本滿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個結論：即，他這個皇權，可以用一種超然的姿態，凌駕於工匠和工場主之上。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場主。

    這種脆弱的、軟弱的、憑藉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是成不得事的。並且他們是非常支持朝廷穩定的，絕大多數時候只需要讓工場主多發兩個錢、過年割點肉送點酒就能解決的。

    此輩，不足為慮也。

    所以，皇帝支持蘇南工商業的發展，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處在工廠制之前的變革階段期，真正能迸發力量的東西皇帝還沒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這些人可以提供足夠的賦稅、海關收入、貿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過這些財政金銀，遏制真正的有危險的東西。

    再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