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試著按照父親說的角度，去聯想了一下這些年江南地區的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確實，這幾年江南幾府嘗試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們這些做買賣的沒啥關係。

    今天變個畝稅、明天搞個青苗貸、後天往南洋送人、大後天改革漕米為稅銀、大大後天取消大米進口的船費……

    許多變化，看起來和工商業無關，甚至和這些搞海外貿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

    可當這一切多了之後，後果慢慢顯現出來了。

    先是畝稅改革，緊接著就是青苗貸。兩者結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來出現的「主不如佃」的情況，立刻發生了扭轉。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農賣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紳的地種。一大原因，就是大順把人頭稅、其餘雜費，攤到了土地裡面，而士紳是可以免去雜役和大量攤派的，實際上國稅的負擔確實是按地收錢，但地方稅的負擔基本全壓在小農身上。

    畝稅改革之後，地價上升，自耕農不再賣自己的土地，而是視若珍寶。

    緊隨其後出台的青苗貸，當然松江府的青苗貸和兩淮地區還不一樣，松江府的青苗貸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貸給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

    純佃農要麼去南洋、要麼去工場做工，不會給維繫佃農這條活路的。

    松江青苗貸的出台，使得松江府的自耕農更加穩固。

    其實，也並沒有使得佃農更加悲慘。

    雖然，國稅增加實質上是對士紳加稅。

    而對士紳加稅自然轉嫁到了佃農身上。

    但是，這和此時英國濟貧法住房補貼下的房租問題是一樣的，如果不對士紳加稅，士紳就會心慈手軟降低地租嗎？地租和加稅無關，只和佃農的承受極限有關；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無關，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極限有關。

    這兩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邊地區，使得借貸利息急劇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劇降低。

    這是「合法」的政策變動。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順開國之初紫禁城裡那塊「敬天愛民」的牌匾為大義，用各種手段殺雞儆猴，打壓在工商部名單上的豪商在國內別處買地投資。

    這幾套政策下來，這些一開始沒感覺有巨大影響的海商，忽然發現他們的資本，被劉鈺鎖住了。

    就像是挖了個水池，用各種手段堵住了別的缺口，只留下了三個缺口：定死了額度的海貿、南洋開發、新興工業。

    要麼，往這邊流。

    要麼，憋死在池子裡。

    資本要流動才有利潤，肯定不想憋著。

    原本還有土地、高利貸、囤地等幾個缺口，現在這幾個缺口，至少在蘇南幾府，被堵死了。

    在劉鈺名單里的豪商想帶著資本逃離松蘇，結果就是被扒了層皮，痛不欲生。

    西洋貿易公司和對日貿易公司，作為大順的「發鈔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範疇。籌備的銀行，要求金銀利潤發兌換券，承諾隨時可以兌現，但問題是這些紙幣，現在來看通用範圍只有蘇南、南洋、鯨海，以及依託遼河和天津的煤鐵區。

    想換白銀跑路，那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雖說可以隨時兌換，但兌換了幹啥，得備案一下。

    而這個銀行的強制紙幣兌換，又是以貿易的高額回報率為基礎的，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要麼，放棄西洋貿易公司和東洋貿易公司的叫人眼暈的利潤；要麼，接受紙幣。

    實際上大順這些年，只開發了一個雲南的銅礦，緩解了小額貨幣問題。但大順並沒有超大的銀礦和金礦，所以大順每年增加的「貨幣」，可以說，全部都來自東洋貿易公司和西洋貿易公司。

    劉鈺也沒有動存量，而是動的比較容易動手的貨幣增量。

    東西洋貿易的貨幣增量，又是巨大的。

    從明朝到現在，純粹從外面流入的白銀，已經達到了7萬噸，折合22億兩。而在明朝之前，中國的總存銀量，可能還沒這個數的三分之一。

    這還不算日本貿易的流入。

    是以劉鈺直接抓住了流入的關口，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銀都是以紙幣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