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克尼爾的決斷非常果決。

    接到命令的荷蘭士兵立刻放棄了大炮，向後撤退，併入到步兵隊伍中。

    僱傭來的布吉斯人騎兵，毫無主動性的掩護著荷蘭人的側翼。如果是精銳的自己人的騎兵部隊，這時候應該主動朝「叛亂者」的側翼運動做出威脅。利用騎兵的機動性，不需要真的去衝擊，只要貼的足夠近，就是發揮主觀能動性地掩護。

    但顯然，這些布吉斯人的騎兵，並不想消耗自己，他們很清楚自己只是收錢辦事的本地僱傭軍而已。如果大順這邊給錢，他們一樣也可以給大順賣命；他們的那些當海盜的，如果起義軍給錢，或許也真能將起義軍送去婆羅洲。

    歸義軍在奪取了荷蘭人的大炮後，並沒有繼續追擊，基本算是目送著荷蘭人撤離。

    當夜歸義軍就在城堡里歇宿了一夜。白日裡海上出現的艦隊，引發了這些士兵們的討論，士兵們習慣性地避開軍官，私下裡談著白天出現的朝廷的艦隊。

    這些歸義軍士兵、前糖廠的失業奴工們，對朝廷的感覺，很複雜、很複雜。

    他們最開始來巴達維亞，是被騙來當「豬仔」的，不是來做買賣的商人。荷蘭人可恨，糖廠老闆也差不多。可是一樣，但凡能在老家安穩過日子，能活下去，誰也不願意背井離鄉、離開家人父母，跑到南洋來求活。

    闖南洋，某種程度上講，站在被迫離開家鄉的人的角度，和西方的圈地運動羊吃人差不多。沒有人願意主動放棄農民的身份，去陌生的地方用陌生的方式求活。

    他們之前對朝廷的感覺，只能說是毫無感覺。

    在基層，基本感受不到朝廷的存在，打交道的都是地主秀才宗族族長。

    他們知道朝廷叫大順，知道皇帝姓李，知道得交稅納糧服勞役，剩下的，基本就沒什麼印象了。

    等到來到巴達維亞之後，遠在異邦，按說能夠覺醒「我是誰」這個概念。

    但巴達維亞的情況又不一樣，糖廠的承包者，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華人；甘蔗園的監工，基本也都是華人；給他們錢幣不給銅錢銀幣、警告他們敢鬧事就去巴達維亞舉報說他們沒有居留許可證、沒居留許可證要被荷蘭人抓去服勞役到死的，還是華人。

    這種情況下，讓他們自發覺醒自己的民族意識，那是扯淡。如果把糖廠承包者都換成荷蘭人、把監工和不給他們錢的老闆都換成荷蘭人，便可能覺醒。

    但有些黑色幽默，歷史上紅溪慘案發生前後，對居留證審查不嚴，每年過年要把錢幣代幣兌換成銅子回家的要工錢大戲開唱的時候，能主持這個公道的反而是荷蘭人……雖然大部分時候都會收錢向著糖廠老闆，但偶爾也會有那麼幾個秉持法律和公正的人。在百姓默認當官的都是王八蛋、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的時代，稍微做那麼一點點正常的判定，也會被歌頌傳唱。

    很神奇或者並不神奇的是，這些奴工和那些和他們一起幹活的爪哇人的關係相對更好一些。反倒是那些和他們一樣黑頭髮黑眼睛的糖廠承包者監工等，和他們的關係很差。

    他們起義的原因，用史書上的一句話就能解釋：【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因為傳聞荷蘭人會把沒有居留證、沒交人頭稅的人，送去錫蘭。但實際上在船到了海上後，會直接把人扔到海里。

    可以想像，在起義初期，他們對朝廷是什麼感覺。一群人能說出諸如「他李自成能起事干一番大事，從個農民當了皇帝。他李自成幹得，我等緣何干不得」這樣的人，對朝廷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

    但這種態度，伴隨著朝廷干涉巴達維亞的移民政策、朝廷作保遷徙錫蘭、皇帝用內帑給交了三年人頭稅一事，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

    他們的心態，漸漸變成了「皇帝和一些大人是好大，但一些奸臣不干正事」。

    這個心態，非常重要。這是他們能夠心向朝廷的基礎。

    伴隨著牛二等人對黃班等奴工中的高威望者的清洗，朝廷派來的人越發的多，有政治理念、哪怕是遠走婆羅洲這種不成熟的、幼稚的政治理念的人被肅清，剩下的人漸漸也就從嘯聚山林、火山聚義的起義者，潛移默化地變成了受招安的歸義軍。

    也同樣的，在糖廠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