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其實很正常。

    但要看場合，放在這個場合，那就有點詭異。而且有些奇葩。

    別人也就罷了，劉鈺內心真的是哭笑不得。

    在來京城之前，於威海和康不怠聊天的時候，他就舉過幾種什麼叫「沒腦子」的例子。

    比如漢文帝時候的馬肝之論，商湯周武到底算不算反賊。這東西於統治者而言，不能辯、不能談、不能碰，只能神聖化、虛無化。

    再比如歷史上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以及他噴傳教士認為宗教都是騙人的東西，也是一樣的道理，純粹是腦子有問題。

    以及日本那邊新井白石的「大君還是國王」、荻生徂徠的「禮法是社會生產有限下的正確分配所以合理」，都差不多。

    神聖的東西，一旦去討論是否合理，本身就把神聖的東西最重要的「神聖」給砸碎了。

    神聖最大的合理是神聖不可觸摸，而不是合理所以才神聖。

    現在李淦問天朝有沒有邊界，天朝要不要分內外……

    中國可以有自己的勢力範圍，是有邊界的。

    但天朝是不能有邊界的，天朝的道德禮法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周邊不同的都是蠻夷。

    李淦說這些話，以中國君主的身份來說沒問題。但以天朝天子的身份來說，就有大問題。

    天朝和世界這個概念，劉鈺可以談、大臣可以論，甚至私下裡皇帝也和大臣們談過該怎麼區分外交和朝貢。

    但皇帝是不能在這麼高規格的宴會上談的。

    私下裡，談區分外交和朝貢，那是實務範疇，屬於治國實踐。

    大饗宴，談天朝有沒有邊界，這就是路線問題，屬於理論爭辯。

    劉鈺知道皇帝是希望借著這個機會，圈定大順的勢力範圍，但就算今天宴會上不爭論，事後這件事定要留下後遺症。

    說出這句話本身，就等於李淦自己放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衍生出的朝貢體系，轉向了歐洲那一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衍生品。

    也就等於是李淦承認了，天朝上國現在沒能力做地球的天子，只能試著當五霸諸侯，搞出一套大順參與的國際法體系。

    這件事不是做的對不對的問題，而是這件事必要引發一場大爭論，而此時這種爭論必然會催生出極端保守主義。

    以及大順廢棄朱子學之後，經濟發展帶來的道德敗壞、人心不古、趨利求財等風氣下的思想全面保守反彈。

    這就是劉鈺說的「取火容易護火難」，李淦這麼做，在劉鈺看來，就是心太急了。

    急躁不是好事。

    新時代的衝擊之下，固然催生出新思想，也一樣會催生出極端的保守主義。

    光影伴生，歷來如此。

    儒家這般，綠教如此，基督教也是一樣。

    所有的教改，都是試圖從「古代先賢的經典中尋求答案」。

    原因就是生產力的進步，帶來的舊文化、就道德不匹配，導致的「物慾橫流」、「人心不古」、「風氣敗壞」。

    在劉鈺看來，這是好事，意味著思想的解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文化道德總是滯後於生產力發展的體現。

    但對傳統的守護者而言，這是壞事。

    這個時代，綠教面對新時代的衝擊，也在醞釀宗教改革，催生出了哇哈比，極端保守。

    日本這邊興起的古學派，也是「復古」；大順這邊的古儒派，也是「復古」。

    甚至於稍早一些時候的基督教，新教加爾文宗也是復古：你一個教皇，不過也是個凡人，懂個屁的基督教大義？憑啥你來解釋？

    原教旨就該人手一本聖經，而不是去信被教廷改過的東西。

    道理和古學派、古儒派這群人差不多，都認為真正的「經典、大義」，被後人曲解了。你朱熹也是個凡人，懂個屁的儒學大義，就該原教旨一人一套先秦古籍，去理解真正的先賢大義。

    而古學派、古儒派找的背鍋俠，是宋明理學；新教找的背鍋俠，是天主教廷。

    就像是新教改革之後，全部原教旨以聖經為準，要有解釋權的教皇滾蛋，那麼就會催生出各種不同的流派，都號稱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