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軍的核心人員們，大抵都沒把朝廷放在眼裡。初時，這種情緒只在極私下的場合顯露，但隨著己方的勢力日漸強盛，將士們的情緒表露也就愈來愈直白。

    對此，郭寧既不鼓勵，也不阻止。

    不鼓勵，是因為定海軍尚需低調，眼下還沒到扯旗的時機；不阻止，則是因為這種情緒本身，確實是定海軍的軍心所在，遲早有需要其勃發的時候。

    但對皇帝本人，郭寧倒並不鄙視。

    完顏珣能在中都事變的亂局中安安穩穩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本身並非庸人。

    他對朝局的控制，對文武百官的監查和猜忌，並非出於性格或才能上的弱點，而是緣於局勢所迫。而他在當上皇帝以後的所作所為，也不是一無是處。

    郭寧曾與移剌楚材討論過。大金國這幾年的政局變化，其實和軍事上的變化有著緊密關聯。

    早年大金與蒙古廝殺，尚處上風的時候，每隔數年調集界壕沿線各統軍司的精銳，由宰執重將統領，向北剿殺、極於窮荒。

    後來蒙古人漸漸形成統一政權，金軍的北進剿殺就越來越難，需要動用的兵力規模越來越大。但朝廷的整體思路，仍然是集結全國的勁兵勐將，在界壕以北的草原上決戰破敵。

    這個思路撞上了統一以後強悍異常的蒙古軍隊，結果在野狐嶺和密谷口兩次大會戰中，造成了數萬數十萬人規模的潰敗，金國的野戰精銳被一掃而空，中原、河北各地的人力資源損失慘重。

    此後金國和蒙古攻守易勢，金國的朝廷中樞便不再有能力組織先前那種大規模的軍隊。在貞右元年的戰事中，朝廷的軍事權力，更處於不斷滑落到基層的過程。

    一向以來，大金各地的總管府、節度使府兼領軍政事務，但這批總管和節度使們，有相當數量死在了此前野狐嶺和密谷口的慘敗中。而作為輔弼的轉運司、提刑司等機構，也隨著蒙古人的入侵，被打得稀碎。

    所以從大安三年開始，大金地方軍政人選的任命，就陷入了失控狀態。

    中樞幾乎不能及時填補地方的官員空缺，而縱使遣出人手填補了空缺，這些官員又不得不自行其是，與中樞形同隔絕。

    比如說，按照制度，地方軍將發兵三百人以上或徵兵，都需要尚書省奏請虎符，近侍局交付虎符，尚書省再備錄聖旨，然後專使攜符信馳送至彼。但實際上當著蒙古人鐵騎縱橫，誰有時間候著朝廷旨意？

    無論是面對蒙古人的最前線還是後方，各處鎮守軍將和地方豪傑，全都在自家簽軍、自家征糧、自家打仗，自家修建堡壘，衛護鄉里。

    這種情況下，朝廷中樞和皇帝本人，在決斷軍政大事的時候，就處於一種極度茫然和失控的狀況。

    皇帝的視野只能及於中都城牆之內，出了城牆，一切全都是混沌和未知。

    聽說哪裡打輸了？怎麼輸的？輸成什麼樣了？不知道。

    聽說哪裡打贏了？怎麼贏的？贏在了哪裡？也不知道。

    在這種失控局面下，任何指揮、調度都成了空談，皇帝能做什麼？敢做什麼？

    自古以來，每當外敵強盛、皇綱失統，這種局面必然發生。如果擺脫不了這種局面，皇帝或者中樞就別想有所作為；既然皇帝和中樞毫無作為，地方又怎麼會尊奉中樞呢？如此一來，大金國就勢不可擋地走向分崩離析。

    皇帝想要擺脫這種局面，手段無非三條。

    最好的辦法，自然是中樞拔擢有能之將、忠勇之士，重組可戰之軍。

    可惜女真人的武風衰頹非止一日，地方上的女真鎮防軍全都爛得不成樣子了，而中都城裡的女真都統、勐安、謀克雖然超過萬數，敢於出城廝殺的卻少得可憐。更不要提朝廷缺乏錢糧，也難支撐組建新軍所需。

    這個辦法看起來很美，全然辦不成。

    其次的辦法，便只有廣設將帥高官，眾建籓籬以分大將之勢；然後以近侍為耳目，以耳目制臂膀。

    但這兩種手段，一旦不能壓服諸將，反而促使離心離德，激發起地方軍將與中樞更多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軍將本身對朝廷缺乏敬畏的情況下，影響愈發惡劣。

    皇帝當然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他首先用在定海軍身上試一試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