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二，楊玄感全軍覆沒於潼關之下，兵變風暴肆虐兩個?後終於平息下來。

    越王楊侗、東都留守樊子蓋、西京留守衛文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和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聯名向聖主報捷：楊玄感已死，兵變已平，東都局勢正在迅速恢復之中，請聖主速回京師。

    同日，在涿郡臨朔宮，聖主接到了西京奏報。代王楊侑稟奏，隴西局勢日益危急，雖然右屯衛將軍柳武建和右御衛將軍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轉了隴西邊軍的頹勢，但受制於兵力不足和物資匱乏，只能勉強維持現狀，無力展開反攻。同一時期，西域局勢也急轉直下，河西軍團同樣受制於兵力不足和物資匱乏，既無法抵擋吐谷渾人的反攻，亦無法阻止西突厥人對西域諸國的兼併和蠶食，節節敗退。總結起來一句話，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經略西域的果實，喪失殆盡。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西北局勢風雨飄零之際，河西會寧的突厥人又叫嚷著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隴西和河西兩大軍團以武力強行震懾，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歸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內亂，處羅可汗眾叛親離，走投無路，於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誘」下東投中土，而追隨處羅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會寧。當時中土承諾，只待時機合適就幫助處羅可汗東山再起。******的啟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幫助東山再起的，有這個先例存在，處羅可汗和他的追隨者們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諾。

    一轉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沒有兌現承諾，反而變相「囚禁」了處羅可汗，並且與處羅可汗的敵人射匱可汗結盟了。中土背信棄義，激怒了這些突厥人，他們理所當然要離開中土。然而，中土已絕無可能讓他們離開了。

    目前中土內憂外患一起爆發，這種惡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說經略西土勞師遠征了，就連維持西北安全都困難重重，所以此刻處羅可汗的這張「牌」尤其重要，中土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會寧的突厥人離開。如果他們離開，剩下處羅可汗孤家寡人一個，勢單力薄，中土拿他威脅誰？

    吐谷渾人復國必然會嚴重刺激到西土諸虜，激起西土諸虜對中土的野心，接下來中土如果不能迅速擊敗吐谷渾人，那便證明中土實力不濟，未來西北邊疆必定戰事頻繁，其中對中土威脅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為此，中土必須牢牢抓住處羅可汗這張「牌」，以幫助處羅可汗重回西土東山再起來要挾西突厥人。同樣是因為啟民可汗這個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匱可汗必然妥協，畢竟以中土的實力足以幫助處羅可汗殺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轍，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殘殺，最終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個接一個，聖主異常憤怒，但憤怒之後亦是一籌莫展，無可奈何。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時間內完全顛覆？

    國力不足？肯定不是國力不足，大業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獲全勝，大業八年（公元612年）發動了上百萬人規模的浩大東征，可見國力足以支撐中土實施積極防禦之國策。

    策略錯誤？先帝時期國力不足，要休養生息，只能消極防禦，如今國力發展了，當然要積極防禦，主動出擊，遏制和削弱外虜，為中土贏得一個更安全更寬鬆的飛速發展的中外大環境，否則中土總是受制於外虜的威脅，在倍受掣肘的情況下步履蹣跚，無法專注於發展，長此以往當然不利於自身的強大。

    所以西征是對的，傾盡國力東征高句麗也是對的，只要一戰而定，接下來東都就能騰出手來，在確保北疆穩定的同時，加大對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渾人即便反攻也無法形成威脅，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殺進西域也只能與中土分庭抗禮，西北局勢也就不至於急轉直下一潰千里。

    然而，第一次東征以慘敗而告終，積極防禦的國策在實施過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飛速發展的夢想遭到了沉重打擊。

    難道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相比西征，東征期間軍事指揮上?一個最大變化就是軍權更為集中，聖主和中樞不但牢牢掌控了軍事決策權，還從前線統帥們的手上「搶」下了大部分的戰場指揮權，前線統帥們為此不得不事事請示最高統帥部，結果貽誤戰機。

    但是，聖主和中樞並不承認自己「搶」了統帥們的戰場指揮權，因為水師是單獨行動，水師統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