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武賁郎將周仲,馬上率軍東進,坐鎮洛口倉,全權負責京師東線之安全。」楊恭仁發出了第三道命令。

    樊子蓋毫不遲疑地提出了異議。此刻誰指揮的軍隊多誰的實力就大,在東都的話語權也就越重,樊子蓋本來就已被楊恭仁「壓制」了,在決策層中有邊緣化之趨勢,十分憋屈,如果他再不牢牢「抓」住周仲,那可以預見,他這個東都留守很快就會成為俯首聽命的「擺設」,根本無從掌控東都的命運。

    樊子蓋之所以敢於與楊恭仁針鋒相對,就在於他抓住了楊恭仁的「軟肋」。

    雖然鄭元壽突然離京的確造成了不良影響,但這種影響僅局限於東都高層,再加上鄭元壽要反擊的對象是楊恭仁,所以其他人不便宣之於口,都會心照不宣的閉緊嘴巴,誰也不會沒事找事主動得罪楊恭仁,而楊恭仁對防禦部署的調整,在他們的眼裡也就變成了宣洩式的過激反應,是楊恭仁對鄭元壽和軍方設計「坑害」他的一種抗議式的「咆哮」,表演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因此在樊子蓋看來,適可而止就行了,沒必要搞得滿城風雨,一旦矛盾公開化了,舉城皆知了,對鄭元壽沒什麼損失,對楊恭仁的聲望打擊就大了,實在不划算。

    樊子蓋的目的不過是把周仲留在西苑,留在東都邊上以方便自己如臂指使的調度這支軍隊,幫助自己在東都決策中贏得部分話語權,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楊恭仁,更不想在未來的風雲變幻中做一個無足輕重的「看客」,而尤其重要的是,以樊子蓋對鄭元壽的了解和滎陽鄭氏的利益訴求來說,不到危急時刻鄭元壽絕無可能置鄭氏利益於不顧,毫無預兆的突然離京,與楊恭仁公然撕破臉,同樣,以楊恭仁的性格和他不顧風險毅然復出的目的來說,即便鄭元壽與他撕破臉了,他也絕無可能把矛盾公開化,更不會因為憤怒而失去理智,所以真正導致鄭元壽不顧一切突然離京和楊恭仁失去理智般地大規模調整防禦部署的原因只有一個：謠言成真,猜測變成了事實,一場針對聖主和改革派的軍事政變終於還是爆發了。

    到底是誰發動了軍事政變？是留鎮西京的代王,還是居外戡亂的齊王,抑或是坐鎮黎陽的禮部尚書楊玄感,或者是弘化留守元弘嗣,或者是東萊水師的李子雄,抑或是東征戰場上的遠征軍臨陣譁變？懷疑的對象太多了,聖主和改革派的對手太多了,有可能鋌而走險的權貴太多了,而更嚴重的是,正因為聖主和改革派的敵人太多了,只要其中任意一個登高一呼,便有可能應者雲集,然後形勢便是坍塌式的一邊倒,那才是最可怕的最令人絕望的結果。

    現在的形勢就很可怕,知情者者統統閉緊了嘴巴,利用各政治勢力間訊息的不對等,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有利於己方利益的部署,竭盡全力搶占先機,以便在未來紛繁複雜的風雲變幻中立於不敗之地,最大程度地攫取私利,鄭元壽突然離京就是如此,楊恭仁突然調整防禦部署亦是如此,其他諸如崔賾、元文都,還有遲遲沒有露面的韋津、韋雲起、裴弘策等人,估計都是如此。

    樊子蓋是真正的憤怒,憤怒這些身份尊崇的大權貴們在國祚危難之際,公開把個人和集團私利置於王國利益至上,此刻不要說齊心協力,一致對外了,根本就是各懷心思,各謀其利,真正的一盤散沙,如此下去,東都的失陷板上釘釘,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

    樊子蓋打定了主意,堅決反對楊恭仁把武賁郎將周仲調往洛口倉,就算撕破臉也在所不惜。只要楊恭仁不說出突然調整防禦部署的真正原因,樊子蓋就有充足的理由反對他的決策,但楊恭仁無論如何也不敢說出原因,因為說出來就證明他早已知道楊玄感有叛亂的意圖,一旦追究下來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既然你早就不知道,你為何不奏報聖主和中樞？你居心何在？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啊。

    果然,楊恭仁看到樊子蓋強烈反對調動周仲,甚至有不惜撕破臉的架勢,隨即就妥協了,但京師東線防禦力量薄弱是事實,而本來負責這一塊的右驍衛將軍李渾把帳下諸鷹揚全部調到伊闕戰場上去了,並且久戰不利已深陷其中,根本無力兼顧京師東線防禦,所以楊恭仁直接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了樊子蓋,你說周仲不能調,那如何加強東線防禦？你只要拿出個妥善計策出來,把問題解決了就行。

    樊子蓋一轉手就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了裴弘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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