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八月份，劉娜的歌舞廳火了，每天都能進2000多元錢。但是，和她的計劃卻完全不一樣。

    錄像廳來的大多都是待業青年，有的一看就是一天；還有一些中學生，有錢了就來看，沒錢了就想法去撿破爛賣錢來看；另有一些農民，八月是農閒季節，會成伙結隊地來看；場場滿園，一天能穩進700元，還給包子鋪帶來了生意。但是這部分人中幾乎沒人買晚場的票上樓消費。

    上樓看歌舞表演的大都是個體戶的小老闆，他們不是自己來消費的，而是請生意上的夥伴或管他們的稅務、工商、防疫、城管的職員，把這裡當成了他們談生意和拉關係的場所。因為這裡既偏僻，又有美女，還有吃喝。每天白天都來人訂票和訂西餐廳的座位乃至中餐廳的桌位。100張門票一上午就訂光了，又是500元收入進賬。

    那些個體小老闆為朋友點歌、點舞曲都很慷慨，還為朋友點演員陪舞、陪喝酒，都給小費。這一項除了演員掙小費外，一場下來，點歌點舞曲就收入300元，還有酒錢，一瓶洋酒上百元，一場能賣20多瓶，都是百分百的利潤，就連中餐桌上的啤酒和格瓦斯也都是加價銷售的，能掙500多元。

    本來，派來監督的警員提出了要制止這一行為。但是，劉娜見利忘義，卻拿她表哥去彈壓警員，不讓他們管閒事。

    她做出了一個規定，說小費是憑場子掙的，應該和場子五五分成，為歌舞廳承擔租金，否則就扣工資。演員們提出她們白天要當服務員，陪舞是額外的活兒，掙點小費是應該的。劉娜為了生意，做出了讓步，定為了三七開。那13個女演員一天能收400元小費，劉娜能得120元，一個月就能得3600元，一年4萬多元，等於把給六建公司的5萬元租金減到了1萬元了。

    這樣一來，歌舞廳和錄像廳一個月就能收入6萬多元，一年是72萬元，去除工資12萬、水電氣3萬元，租金1萬元，給公安10萬元，樂隊旅差費等1萬元，投資3萬元，能掙42萬元，劉娜飄起來了。

    任民的收入也挺可觀，這一個月，每天晚上都有100人吃飯，相當於12張桌，每張桌的飯菜都在50元以上，能賣600元，僅此一項一個月就1萬8000元。白天他的散客也能賣出4、5桌，進200元，周日的紅白喜事還能進1000多元，合每天30多元，一個月又是7000元。2萬5000元的純利是5000元，他一年能掙6萬元，還不算包子鋪買賣的增收。但是，任民看到那些女演員陪舞、陪酒心裡總是忐忑不安，心說，治安支隊長可千萬別犯錯誤啊，他要倒了，這買賣就得黃。

    任民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國慶節這一天，來歌舞廳的人特多，超過了150人，本該不賣票了，但是，劉娜提出了搞通宵舞會，把人都放進來了。結果，發生了數個人爭搶一個演員的局面。

    有的客人喝醉了，動起手來，把演員的衣服都扯開了。兩警員過來也制止不住，有一夥為搶演員揮動起了啤酒瓶子互相打砸，有幾個被打得頭破血流。一個警員怕出人命，開了槍，醉漢們卻來搶槍。警員在保護槍支時，將一醉漢手臂擊穿，才穩住了局面。

    但是，警察在公共場所開槍，並擊傷人犯了大錯。事情還發生在

    1983年8月25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期間，很快發酵成了惡性事件。

    幸虧許敬文在辦這事時向公安局領導班子做過匯報，局領導默認了他的作法。但是，出了這麼大的事，局裡也無法抹平，只能向省公安廳報告。

    省里派來了調查組，先封了歌舞餐廳，關起了亂用槍械的警員，停止了許敬文的職務。然後找歌舞餐廳的所有人員和案發時的目擊者們進行訊問。

    經過一周時間的調查了解，省公安廳做出了如下結論：

    一是歌舞餐廳違反治安懲罰條例，允許演員陪酒、陪舞是造成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要停業整頓，並交罰款一萬元。

    二是治安支隊利用特業審批權力，和個體經營者合作辦歌舞餐廳，從中牟取利益有損人民警察形象。為此，中斷合同，被槍擊受傷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