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鄉、大隊，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基層三級管理架構。

    在滿清治下，縣官便是最基層的官員。

    再往下也有里長、保長這些基層管理人員。

    但是縣裡面對這些里長並不實行直接管理。

    里長、保長通常都是由當地的士紳大戶兼任。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稅收。

    大戶掌握了收稅的權力，天然會將這些稅從自己的頭上轉嫁給百姓，這就是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然後這些人再通過向無地的百姓發放高利貸，以達到兼併他們土地的目的，最終讓這些自耕農破產。

    而華族的制度彌補了一些漏洞。

    鄉鎮公所的官員也是華族的正式官員。他們對各個生產大隊有直接的管理權力。

    他們通過委任生產隊長，將這種權力延伸下去。

    另外華族恢復實物稅收，農民只要等收穫之後，從收穫的糧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鎮公所的糧倉中便可以了。

    華族官府在每個鄉鎮公所建立糧倉，管理稅糧和地方上的救災糧食。

    這也讓農村地區增強了抗災害的能力。

    曾國藩還發現了一點。那就是華族的正式官員資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來說就是擴大了編制的範圍。

    鄉鎮公所的官員成為了最低級別的官員，要是在滿清時期，這些位置頂多是由普通的吏員擔任。

    而吏員是沒有什麼上升空間的。

    華族的官僚體系給了這些人上升的空間。因此同樣的人，他們所掌握的知識沒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為作風卻有了極大的改善。

    在任何時代，中下層的人失去上升空間都會產生災難後果。

    黃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們肯定是有真才實學的，要是能夠通過正常渠道成為國家的精英階層。

    那麼黃巢可能會幫沒落的大唐解決掉藩鎮割據的問題。洪秀全也許會幫滿清開啟洋務運動。

    正是因為這些人無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們才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權力體系。

    在俘虜營，曾國藩在理論上認識了華族。在老家的這段時間，他又從實踐方面，深入了解了華族的基層管理模式。

    通過直接管理，讓普通百姓免遭過多的不必要的盤剝。資源能夠更多的集中到國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剝削非常重，但是最後真正到國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歷朝歷代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想想當年的大明，偌大的國家，一個富裕到南方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家，一年的貨幣稅收僅僅是幾百萬兩白銀。

    還不如一個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國藩在家中閒來無事研究華族基層管理架構的時候。

    上面來人了。

    來的人是他的曾經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幾歲，儀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歡研究學問，身上有很濃的書卷氣。

    他與汪士鐸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張輕徭薄賦，治理貪腐，與民生息。

    他認為只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國家自然會強大，也不會再出現匪亂。

    他認為混亂的源泉在於官府的壓迫與剝削。

    而汪士鐸則認為百姓是混亂之源，只要減少人口便可以讓國家恢復安定。

    汪士鐸這樣的人，華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虜曾國藩之後就將其給放了。

    這些人也就只會動動嘴皮子，還沒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況，學術上有一些這樣極端特別的聲音，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情。

    李元度則進入了華族的政府部門。他本就是湖南人。不過被安排到湘西沅州府做行政公署的副總長。

    這次他是接受湖南行政總署的臨時指派來陪同曾國藩北上。

    曾國藩實在想不到，自己這個時候被叫進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