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學者說：官府最好就是什麼事都別干。≤，

    因為官府一旦想做點什麼工程，老百姓就要吃很大的苦頭。比如長城，比如大運河，比如所有後世嘆為觀止的文明遺蹟，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苦役和稅賦之上的。

    這種思想影響了兩千年，直到有人提出了公共設施和基礎建設的概念。

    修路也好，疏浚河道也罷，其實就是全民獲益的事。即便抬槓說自己足不出戶，但是道路和河流仍舊對他的生活有直接影響。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事對大家都有影響，該由誰干呢？

    若是仔細想想，最後大家會發現：有一個神秘人，他從所有人手裡拿錢，而且頗有聲望，大部分人都聽他的。他手下還養了一大批狗腿子，誰敢跟他冒皮皮表示不服，他就敢撥了這人的皮。

    但他平日還要裝出一副和善的模樣，讓所有人都崇拜他，信任他。如果有對手意圖在名聲上超過他，即便是做好事，他也會竭力打壓對手，抹黑對手。

    把基礎建設交給這個人去辦，看來是最穩妥的。

    這人就是朝廷。

    朝廷和朝廷也有不同。有窮有富，有軟弱有剛強，有慷慨有吝嗇，有聰明智慧也有愚昧無知。大明當前這個朝廷，出發點還是很樸素的希望百姓都過上好日子。皇帝也好，官僚也好，別去給百姓惹麻煩。

    當然，這是朝廷締造者的樸素願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不給老百姓惹事原則」，變成了「不給朝廷命官惹事原則」。基礎建設能拖則拖為了節省民力不擾民嘛！實在拖不下去了，才當任務一樣層層壓下去。

    正是因為這種行政思想，大明的百姓也知道指望朝廷實在不如自己動手。

    每年農閒，該清理河道、開挖水渠、修橋鋪路了，各地鄉紳就選派個德高望重的人物出來，各家出筆銀子，招募鄉鄰進行基礎建設。

    雖然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往往也是出錢人獲益最大，但是這些人也常常是心理不滿足的一類人。

    他們有更高層次的需求：名望。

    每次捐款興建了某個工程，等完工之日，就要立碑。碑文上必須要說清楚這是一樁什麼樣的善舉。有何等好處，最重要的就是某某人為此捐了多少銀錢。

    等名望到了一定級別，此人就有機會被抬進鄉賢祠承受香火了。

    地方志里也必然要為其立個小傳，使之名垂青史。

    當然，這種刷聲望並非僅限本人。也有人花大價錢為父親、祖父刷的。

    仁壽堂的董事會成員紛紛解囊，說是慈善公益，其實更多是在給徐元佐面子。徐元佐雖然盡數收下，卻總有種收人投名狀的味道。

    沒過多久，這股捐獻風就蔓延到了普通股東。許多人都向雲間公益廣濟會捐獻了幾十幾百兩不等，無不著名來自仁壽堂某某人。

    徐璠從未想到自己好端端坐在家裡，竟然會有一萬五千兩銀子砸過來。雖然不是給他的，但給廣濟會顯然跟給他也差不多。因為廣濟會的賬也是徐元佐管的，廣濟會收到的「善款」也來自徐家捐出來的土地收益。

    這些捐款首先要開一份高薪給徐璠、徐元春、徐元佐、徐琨、徐瑛、各個掛名的家丁僕從……反正是歸入徐家公賬的。其次，廣濟會還要僱人修繕田地水利設施。這本來也是徐家的開支大頭。既然田地都給了廣濟會，那麼水利設施當然也該由廣濟會負擔。

    廣濟會要做廣告、公益宣傳，所以要往書坊和報社砸銀子；要培養鄉梓文士，所以要給升湖書院贊助補貼。凡是寒門士子進升湖書院，衣食住行和筆墨紙硯，也都是廣濟會贊助的；又要宏揚地方文氣，徐階講學、編撰《故訓彙纂》的費用也是廣濟會出的。

    可以說，只要有個說得過去的名頭，廣濟會就可以將原本徐家要出的銀錢出掉。多下來的部分是投入布行、織坊進行生產，或是存在賬上。

    這幾個月來的運作讓人疑慮盡消。賬目往來頗多，但是一清二楚。

    徐璠抽空叫徐元佐回來一趟，主要就是聊聊這外人給的銀子怎麼處理。

    徐元佐現在常住唐行，回來反倒像是出差了。他知道徐璠現在忙著聯絡各路文士。大家喝喝酒吟吟詩，想起來了編寫一下詞條。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