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並且因為有一定的實效才能夠在歷史上流傳。如果是主觀主義、脫離實際的學說，早已被歷史發展的大潮淹沒了。

    不過，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所面臨的歷史課題不同，故他們所反對、所提倡的學說性質也不盡相同。

    王陽明所面對的歷史問題是：朱熹的理學已經被欽定為官方哲學，是對儒家經典的權威解釋，是國家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下，每一個學者都會面對這樣一種歷史的悲劇：他的學說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從而產生實際的影響；而他的學說一旦被官方接受，則立即凝固、僵化、喪失面對不斷發展的生活現實，以及不斷調整、改造、發展的生命力。

    這是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穩定的特性，與學術思想不斷變化的性質的內在矛盾決定，朱熹的理學也是如此。

    王陽明的青年時代與那個時期大多數學子一樣，也是篤信程朱理學的，「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但是，循著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陽明在「竹子」上並沒有格出天理，從此他轉向陸九淵的心學。

    他說：「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陽明繼承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學傳統，將人的主體意識與萬物聯繫起來，認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觀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萬物影像。

    所以他又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由此，王陽明得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結論。

    關於王陽明與朱熹學理上的關係，後世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甚多，此處不多贅述。總之，王陽明走上反對程朱理學的道路，除了學理上的原因，更多的還有現實考慮，就是由於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科舉教材以後，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評當時的社會風氣說：「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慾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當時許多士人將程朱理學當成升官、發財的敲門磚，而忽視了程朱理學道德修養的意義，所以完全違背了程朱理學糾正人心，改良社會的初衷，反而導致理學出現嚴重的「虛偽化」。而王陽明弘揚「知行合一」的心學旗幟，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復儒家「內聖外王」的經世致用傳統。

    從內聖的角度講，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萬物運行的「實理」。他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

    他將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則稱為「實理」，而對「吾心」格致的過程，就是對這些規律的認識過程。他說：「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

    所以在王陽明的心學體系中，心中之理，也是萬物之理，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他又說：「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因此他認為，格致心中良知，就可以獲得宇宙萬物的實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獲得實理之途。

    在獲得了「實理」以後，王陽明主張還要將其推致於日用常行之間。他曾激烈反對佛老那種脫離修齊治平路線的修養路徑。

    他說：「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佛教將現實世界君臣、父子、夫婦的責任和義務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贅，要「不著相」，其實就是要逃避。而心學堅持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一切學問都必須服務於宗法家國的大事業。

    他努力劃清心學與佛學的界限，說：「是故良知皆實理，致知皆實學，固非墮於空靈，一與事物無干涉，如禪家者流也。」凡是宣揚脫離倫常、事功而進行的道德修養，都不是儒家的「聖學」。

    曾有一官員對王陽明說：「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