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這樣，法度才算是真正的提高到一個公平、公正、公道的水平線上。

    第二個就是兩稅法，這個是唐朝時期施行的稅法，也算是一個仁政。

    而如今的大乾其實也和唐朝時期差不多，發展也到了一個鼎盛時期。

    有著貞元盛世，到現在，其實有一點兒像是唐高宗了。

    大乾的地域面積也和那時候一樣，安西都護府、安北都護府、安東都護府等，然後就是管制制度，民生生計等等。

    不過嘛。

    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自然是執政者的不一樣。

    大乾的掌權者是蕭奕，是一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個穿越客。

    就只是這一點的不一樣，也就能產生更大的不一樣，比如海商的發展。

    僅僅是這一點帶來的變化，就是無可比擬了。

    兩稅法，不是說要收兩種稅，而是說，朝廷以前收稅是沒有規劃，也沒有一個時效性，今天下鄉收一次，明天還要下鄉收一次。

    然後呢，老百姓今天殺一隻雞，明天是不是要殺一隻鴨，以此來招待一下收稅的官差們？

    誰敢在這時候招待不周？

    那豈不是直接給自己找不痛快，給自己找麻煩？

    而兩稅法，就是一年只有兩次收稅的時間，年初春耕之時收一次，年末秋收之後收一次。

    官差們也就一年兩次下鄉收稅，並且還是在促進春耕和監察秋收之後。

    老百姓們也就能一次性把好幾個官署的下鄉官差們給招待了。

    所以說，兩稅法是一個仁政。

    一條鞭法，自然就是一條鞭法，卻又是經過了改良、刪減之後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為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之後張居正於萬曆九年推廣到全國。

    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這樣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這是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攤丁入畝，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一次社會變革。

    但是一條鞭法最後為何會失敗？

    看看這其中的具體做法：清丈土地，擴大徵收面，使稅賦相對均平；統一賦役，限制苛擾，使稅賦趨於穩定；計畝征銀，官收官解，使徵收辦法更加完備。

    看起來，確實很好，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收稅的官員們可以另外增加賦稅，讓老百姓苦不堪言。

    其次，朝廷收的是白銀，而老百姓手中只有糧食，就只能是向糧商兌換，糧商為了賺錢，自然把銀價抬高，把糧價降低，老百姓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可能全部都要拿去兌換，這就是不給老百姓一個活路。

    這些問題也就導致明明是一個仁政，最後變成了一個失敗的改革。

    然而，一條鞭法乃是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攤丁入畝，蕭奕想要施行攤丁入畝，就必須要用一條鞭法來相輔相成。

    至於到時候出現問題，那他就解決問題。

    明朝時期，對於官員的監察力度，隨著朱棣之後，自然也就形同虛設。

    這就導致再好的政策，落實不到地方的原因。

    那大乾呢？

    要如何保證百年之後，下下一位帝王，就能是明君，是仁君？

    若是叫門天子，又該如何？

    然，自古以來，中國就是這個問題底層農民承擔著一切，卻無人正眼看他們一下。

    而如今的大乾想要中興，那就必須變法，必須把大框架立起來，再去填充。

    不去做。

    歷史的長河依然還是那個長河。

    做了。

    也就有機會讓歷史的長河從此拐個彎兒。

    就這樣。

    在中秋佳節即將到來之際，太子蕭奕旋即在此處正式下旨，於明日中秋佳節開啟座談會，一連五日，監國太子、尚書、監察御史、錦衣衛將會現場辦公，若有議成，即刻當場發詔，以成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