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商這個職業一直都看上去很風光，高高在上。 `但這要分兩面說，各地的糧商有很大區別的，蘇北、兩湖、江浙一帶的糧食產量一直都是民國的主產區。

    但同時這些地方又是民國的工商業達的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有金陵、蘇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糧食這東西，在城市裡是沒法種植的，而城市人口卻不得不以來糧食商人的運送和售賣維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市面上的糧食價格都是由糧商決定的。

    這就導致很多平民對糧商不滿，而這種情緒在糧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為了維持糧商的整體權益，大部分糧商會在收購之前互相通氣，商定一個核定價格。

    而糧食產區的農民對糧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齒，就算是在豐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簡單，糧食商人為了牟取更高的利潤，一方面在收購上壓價，估算出一個能夠讓自耕農活下去的價格，在銷售端卻大肆抬高價格，導致糧商自從出現那一刻，就成了相見惡霸的代名詞。

    這種判斷雖說不是絕對的，但糧商不奸，確實難以家。

    所以，在很多地區，糧商都是由當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糧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資源，僱傭大量的佃戶，屬於部分自產自銷的模式。這種商人是非常反感外來事物的入侵，思想頑固，只做最穩妥的買賣。

    當然，作為大地主，經營項目也不會如此單一，開當鋪，放印子錢，這些項目也是來錢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門類，再良心黑一點。就會賭館、煙館之類的。而這些項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懾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災荒，或者自耕農生病，很快在一張張當票和借款書背後。自耕農的房屋，田產都會成為這些大地主的獵物，最後落到他們的口袋裡。成為他們的產業。

    至於佃戶這些破產農民是不用擔心災荒會失去所有，因為他們本來就貧窮到讓人沒有惦記他們的念頭。再說了，災荒年景。有幾畝薄田的小戶人家，才會在家鄉堅守，至於破產的農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經習慣了。

    而且糧商一旦成了氣候，就會站在官員的對立面，倒不見得是處處刁難，但在關鍵時候，卻會突然逼迫官員同流合污，不然就起民變。這樣一來。當官的也怕。加上和糧倉小吏之間的勾結，不斷的挖政府的資產。監守自盜，在各地已經屢見不鮮。

    為什麼兩年多前，廣東大旱，導致糧食價格瘋漲。但是各地的糧倉卻根本拿不出救災的糧食，打開糧倉大門，都是搬空的糧庫。而『國黨』當時聯合在上海的粵商，社會富豪，募捐大批的糧食緊急運抵廣州。當時孫大先生都親自上陣，可惜這批糧食剛剛運抵黃埔港。就已經被瓜分，最後落在了糧商的手中。`

    不同於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貿易商人，糧商的眼界並不寬廣，他們的手段更多的是通過買通當地的糧倉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導致這個群體一直成為官員不敢得罪的群體。尤其是縣長之類的牧民官，對糧商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在災荒的年景。

    貪婪，保守。固步自封，這是大部分糧商的通病。

    而在鄉間，這些商人多半還有兩外一個身份，鄉紳。這個群體在民國地方上的話語權是很重的，而且經常站在官方的對立面。宋子文沒有料到，王學謙最後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幫，而是浙江的糧食商會。等到準備妥當，只要不出大的紕漏，最後不管糧食售賣特許經營，或者乾脆收到政府管轄之內，都是可行的辦法。

    而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浙江境內面對糧食緊缺的問題，將大大的減少幾率。除非出現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樣，顆粒無收的境地。控制了糧食供應和採購，城市將會在一個可控的穩定局面之下。這項政策其實也是有參照的，有感於歐洲戰爭導致的物資緊缺，美國在歐戰之後就成立了糧食總署，第一任長官就是胡佛。胡佛採取的辦法很簡單，增加糧食的產量，限制糧食的價格。

    「這倒是一個辦法！」

    宋子文離開的時候，口中自言自語的說著。邊上的胡漢民卻大為不解：「老弟說什麼？」

    「沒什麼，只是有感而。」宋子文敷衍道，他並不像和胡漢民說這些經濟戰略的問題，因為對方說起空洞的大道理起來，滔滔不絕，但是在前瞻眼光，戰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