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太子李弘的回歸，原本按部就班的東宮上下，也像是被上足了發條的機械一般；緊鑼密鼓的加速運轉起來。而他在光順門內的例行聽政，也變得越發正式和務實起來；不斷有人被提拔或貶斥。

    或者說，如今太子李弘的勢力和聲望，已經足以支持他做出更多的改變，更進一步的人事調整。比如，留給京兆府少尹最後一點體面，准他就此告老還鄉的同時，京兆府中下曾官吏被汰換了一輪。

    而籍著宰相遇刺和刑場逃囚事件的餘波，在光順門內的聽政朝會上；又有人將矛頭對準了在中元節突擊決囚的刑部司，以及在後續追拿中表現不力，讓人犯多次逃走的金吾左右翎衛中郎將/六街使。

    因此，除了相應主官受到不同程度的罰俸、考功減等的處罰之外；太子李弘又應臣下所請，以協理和督辦為由，派遣一些東宮所屬加入其中，乃至暫代一些因此缺位職事；直到案情徹底歸結為止。

    而後太子李弘銳意進取的第三把火，卻是燒向東西兩大市所屬的市令和常平署；因為突擊搜查東市所獲得的違禁品和不法勾當，讓身為直屬上級的太常少卿鄭休遠，一時臉面無光而主動上門請罪。

    但太子李弘卻是好言寬慰之的輕輕放過；但作為相應權衡和妥協的代價；市令和常平丞都要因此換人了。但繼任的人選乃是另一位留都宰相，大學士蕭德昭的門人，幾乎連夜上門以示討好和恭順。

    雖然對方信誓旦旦的全力配合與協助，未必會有多少真正的成色；但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也不至於成為，東宮影響和滲透兩大市內的營生，並籍此繼續開拓更多財源和域外商路的妨礙了。

    當然，在這一切紛擾之外，其實還有鮮為人知的第四把火。就是十幾名初入仕途的年輕選人，懷著澄清吏治和至君堯舜的理念、志願；在太子李弘的暗中推動和資助之下，加入到了御史台的備選。

    與此同時，在長安和洛陽的諸多書坊中，開始大量上架一系列的新書；引的當地一時爭相閱覽。其中最有名的，無疑就是十一年前去世的一代高僧，玄奘三藏所著的《大唐西域記》官方重校版本。

    尤其是其中一部分敏感的內容，被重新刪改過，並增加了許多「秩名」「無名商」備註和小傳；來證明五方天竺的風土人物，及其富熟豐饒程度。與之相對應的，還有王玄策的《中天竺國行記》。

    卻是在他寂寞無聞的去世之後，由他代辦身後事的從子（侄兒）僧人智弘，代為捐獻的書稿十卷，繪圖三卷；並召集了當年追隨王玄策數入天竺，而尚且在世的使團成員，進行了相應補充和校準。

    雖然王玄策在後世，以「一人滅一國」，與副使蔣師仁指揮借來的1200名吐蕃兵和7000尼婆羅兵；就輕易橫掃了北天竺到東天竺的大片區域；擊破敢於襲擊唐朝使團的新興勢力，那伏帝阿羅那順。

    最終，攻破王都茶鎛和羅城，降服五百八十座城邑；又在乾陀衛江（恆河支流）大破那伏帝王后請來救兵。俘獲阿羅那順及王妃、諸子、大臣、貴族等，男女三萬多人、牛馬二萬餘送到長安獻俘。

    如今的阿羅那順的後代，還在殿前值役。此後他又三度出使天竺，從東天竺王尸鳩摩處，獲得牛馬三萬，及弓、刀、寶珠，纓絡等物；從迦沒路國獲得異寶和版籍地圖，賜予當地老子像以為供奉。

    還從最後的佛門聖地——大菩提寺/超日寺，帶回來寶珠、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等供物。但最關鍵的是在高宗龍朔元年（661年），王玄策奉令從天竺帶回10名製糖大匠。

    由此在天竺淋曬製糖法的基礎上，改良為中土特色的「竹甑法」，制出顏色較淺亮的精沙粒糖。這種印度沙粒糖的梵語名稱是「sarkarā」，時人音譯為「煞割令」；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時代進步。

    不過在當下，其實已被更先進的浸染法所取代，而成為東宮名下遙控的賺錢門路之一。除此之外他的數次出使。也由此開闢出了一條中土通往天竺的穩定商路，既穿過吐蕃勢力範圍的青海/羌塘道。

    當然了，此事既有利也有弊。吐蕃更是由此窺見了，五方天竺的孱弱和無力；開始將天竺當作肆意橫行的後花園。而沿著這條山高水長的險道，頻頻越過群山阻隔，殺入東天竺諸國境內肆意抄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