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他老人家腰杆真是筆直筆直啊。

    講道理，借錢還利，天經地義。

    講律法，欠條借條都有，大明律可是保護貸款從業者的。白紙黑字，你們不能耍流氓啊。

    講人情，咱家雪中送炭救你們急，不說要你們謝我祖宗十八代，至少也要有一顆感恩的心，別過河拆橋啊。

    要是這大明朝人人都像魏公公這樣急公好義，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坎，還有什麼度不去的難咧！

    當然，西商如果還是不服，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對待，受到了提督海事內臣魏某的欺壓勒索，他們可以告，提督內臣尊重他們的訴訟權利，並毫無保留的支持他們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這是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

    公公這人最具有法治精神了，視線內自家兒郎凶神惡煞的樣子甚得他老人家中意，這才是威武之師嘛。

    但想西商們真是告到皇爺那，皇爺怕也沒逼臉跟他魏公公細較此事吧。

    說到底，小魏的虧空跟你皇爺脫不了干係。

    准你皇爺天天逛青樓，就不准人小魏沒事逛逛半掩門了，爬爬牆頭了？

    程序正義，道德也不虧，公公沒什麼好怕的。

    再說，他做這些也是為了徹底摸清大明朝經濟機構，好對症下藥，促進大明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在和西洋人的競爭中能保持優勢。

    絕不是為了錢！

    天地良心，公公不是愛錢的人！

    這個，是可以摸著胸口對天，對地說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高利從業者是個極其特殊的存在，社會發展離不了他們，但同樣他們的存在也局限了社會的發展。

    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公公他老人家憂國憂民，一想大明朝和華夏大地遭受的苦難，以及未來有可能和二叔一起度劫，他就難過憂慮的一夜夜的睡不著覺，擼幹了也睡不著！

    有鑑於此，他就得弄明白根子到底出在哪。

    只有找出根子，才能度劫成功，一躍而為元嬰老怪。

    家事那塊，公公不去想，他老人家格局很大，小小的朱由檢他都不正眼看。

    他要看的，是天，是地，是天與地！

    原先，他一直認為是小冰河導致的惡劣天氣以及滿州人的入關，使得大明朝崩塌。

    所以，要救大明，要救華夏，拯救漢民族，就得解決國內的天災人禍，同時堅定絞殺滿州。

    但在江南這段時間，經過實地調研，他認為暴力固然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手段，但若同時輔以經濟手段，那效果就會更佳。

    只有發展了經濟，改善了國內民生，軍事鬥爭才能順利開展。這個觀點和一開始勸皇爺發洋財是一體的。

    明朝的經濟肯定是出了問題的。

    但根子真的出在以東林為首的士紳集團上嘛，答案顯然不是百分百。

    公公認為高利貸限制了明朝的良性發展，從而導致民生的敗壞，商業的萎縮，政府的腐敗。黨爭只是加劇了這一過程，而不是真正的兇手，或者說是半個兇手，另半個就是高利貸。

    高利從業者，在中國是有著悠久歷史的。

    有史可查，最早的高利貸應當出現在春秋戰國。《管子》一書中講述的「倍貸」、「倍稱」現象，便是明證。

    到了春秋後期，一些大高利貸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貸。貴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債主逼迫，以至於要築「逃債台」來躲避。

    債台高築一詞，就是來源於此事。

    漢代以後，隨著礦產開發和貨幣增加，大量專門以放貸為生的「子錢家」出現。其放貸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時候甚至十倍取之。就連漢朝中央政府平定七國之亂，也必須向這些大高利貸者籌措經費。

    唐宋時期，高利貸已然發展為和百姓息息相關的行當，再普通不過。官員借貸過日子在史書中也是層出不窮。放貸者也不再局限於商人，僧人，而是發展成社會上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大明朝發展到現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並且受到海外貿易的剌激，在南直及中國南部已經出現空前龐大的工商業階層。

    這也是後人常說的資本主義萌芽。比如江南地區就有大量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家庭手工業團體出現。海貿所需要的商品基本都來自於這些手工作坊。

    工商業的高度發達必然進一步剌激到高利行業，而較之從前，明朝的高利貸不但規模擴大，參與放貸的人數更多，範圍更是史無前例。

    魏公公臨時起興搞個左手出，右手進，來回倒騰多弄人家二千兩，不是真的不要逼臉，非要訛這些西商，撈來銀子落自個腰包快活，而是在用經濟學的手段溫和解決問題，解決那個限制明朝發展，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幽靈。

    當下社會，高利貸產生的原因無非是青黃不接與災荒變亂，導致生活無著產生的借貸；賦稅徭役沉重產生的借貸，婚喪嫁娶、起屋蓋房等產生的借貸。

    但無論產生的原因是什麼，鄉村高利貸的利息都相對較高。青黃不接時產生的穀物借貸，年利率比「九出十三歸」還要黑，是百分之百！

    在吳淞時，公公了解到蘇州貧民向富戶告借糧米，秋收時還債，借一還二。松江府有個人借了十石穀子，兩年後作三十石歸還。只有在富戶在賑濟鄉里或者官府在災荒時做國家救濟，才將利率定在年利二成或三成。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毀了明朝農村的一般生產和生活，加速了小生產者的破產過程。還吸納了商人因經商和經營手工業而產生的資本，使它們不能融入到手工業和商業的擴大經營中。

    一般出現商人較多的地方，大多是地狹田少的貧瘠之地，種田不足以謀生，才有很多人去從事手工業和商業。

    但商人們在賺錢之後，又習慣將積蓄投入到家鄉的土地上，一則是購買田產，二則是放貸收息。

    這就回到了傳統的地主加債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