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黃立極，明末政治家，出自山西洪洞的名門望族，後遷居元城縣，世代居住在衛運河西岸，宅邸旁五棵古柳環繞，因此被稱為「五柳黃家」。他生於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年），自幼便展現出非凡的孝心和學識。五歲時，父親離世，他哀痛欲絕，如同成人般表達悲痛。黃立極少年時期，閉門苦讀，才華橫溢，成為一時之選。他在鄉試中取得優異成績，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逐漸晉升至少詹事、禮部侍郎等要職。

    二、捲入黨爭與附閹黨

    為了報復東林黨人，魏忠賢採取了一系列手段，其中最為惡毒的便是通過誣陷和偽造證據的方式，將東林黨人置於死地。熊廷弼，一位在遼東前線抵禦清軍入侵的將領，成為了這場政治風暴中的犧牲品。魏忠賢及其黨羽指控熊廷弼在遼東接受了賄賂，意圖以此為突破口，進一步打擊東林黨人的聲望和實力。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黃立極，作為內閣中的一員，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面對熊廷弼的案件，黃立極提出了「夜半片紙了當之」的建議，意指只需一份深夜送達的密令，即可迅速解決熊廷弼的問題。這一建議的背後，是黃立極對魏忠賢的迎合和對東林黨勢力的打壓。黃立極希望通過犧牲熊廷弼，來滿足魏忠賢的報復心理，同時也削弱東林黨在朝中的影響力。

    黃立極的這一行為，不僅是對熊廷弼個人命運的殘忍決定，更是對明末政治生態的一種反映。它揭示了當時朝廷內部黨爭的激烈程度，以及官員們在權力面前的選擇。黃立極的 附 閹 行為，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獲得了魏忠賢的信任和權力的提升，但長期來看，卻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筆。

    三、晉升首輔與編纂《三朝要典》

    天啟五年（1625年），明朝的政治版圖上，黃立極的名字開始與權宦魏忠賢緊密相連。黃立極，憑藉與魏忠賢的同鄉關係，加之自身在朝中積累的聲望和地位，得以與丁紹軾、周如磐、馮銓等人一同參理機務，這標誌著他正式進入明末政治的核心圈層。同年，黃立極被晉升為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這是對他政治能力的認可，也是魏忠賢信任的體現。

    在魏忠賢的主導下，《三朝要典》的編纂工作拉開序幕。這部著作並非簡單的史書編纂，而是帶有鮮明政治目的的工具書。書中收入了萬曆、泰昌、天啟三朝關於「梃擊」、「紅丸」、「移宮」三大疑案的示諭奏疏，並添加了傾向性的案語，旨在通過對這些歷史事件的重新解讀，鞏固魏忠賢的權力，同時對東林黨人進行深入打擊。黃立極作為編纂者之一，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參與為魏忠賢的獨裁統治提供了學術和輿論上的支持。

    隨著黃立極在內閣的地位日益穩固，他逐漸成為魏忠賢手中的重要棋子。天啟六年（1626年），丁紹軾去世，馮銓罷官，黃立極的影響力愈發顯著。這一年秋天，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普入閣，內閣格局發生變動。不久，首輔顧秉謙請辭，黃立極接替其位，成為內閣首輔，標誌著他政治生涯的頂峰。此時，黃立極的權力已達到頂點，他不僅掌控著內閣決策，還在滇南大捷之後，獲得加恩，晉升為建極殿大學士，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其威望和地位在朝中無人能及。

    四、提議立崇禎帝與魏忠賢的覆滅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駕崩，這一事件標誌著明末政局的重要轉折點。在熹宗駕崩之後，關於新君人選的討論迅速展開，黃立極作為內閣首輔，在這一關鍵時刻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力主立朱由檢，也就是後來的崇禎帝，為新君，並提議以「崇禎」為年號，這不僅體現了他對朝局的敏銳洞察，也反映了他對新君的期望和對未來的規劃。

    然而，黃立極的提議背後，隱藏著他與魏忠賢閹黨勢力的複雜關係。在魏忠賢掌權期間，黃立極曾是其忠實的追隨者，甚至在票擬中尊稱魏忠賢為「廠臣」，這表明了他與閹黨的密切聯繫和對魏忠賢的依賴。這種諂媚的行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或許是為了生存和權力的需要，但也為他日後命運的轉變埋下了伏筆。

    崇禎帝即位後，對閹黨勢力的清算隨即開始，這標誌著魏忠賢及其黨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