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子朱載垕，生於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537年3月4日），其母為當時僅為康嬪的杜康妃。在朱載垕出生前後，明世宗的子女多有不幸，長子哀沖太子朱載基僅存活兩個月便夭折，次子朱載壡雖比朱載垕年長，卻也未能逃脫早逝的命運。在這樣的背景下，朱載垕的誕生似乎承載了家族與國家更多的期望。

    嘉靖十八年（1539年），年僅兩歲的朱載垕被冊立為裕王，同日，兄長朱載壡被立為皇太子，而四弟朱載圳則被封為景王。然而，命運的捉弄並未停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皇太子朱載壡的突然離世使得朱載垕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皇位的潛在繼承者，但明世宗朱厚熜卻因迷信道士陶仲文「二龍不相見」的言論，拒絕立朱載垕為太子，甚至減少了與他的接觸，這無疑給朱載垕的成長之路蒙上了陰影。

    儘管如此，朱載垕的教育並未因此而停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朱載垕與弟弟朱載圳一同行冠禮，標誌著他們成年的開始。次年，朱載垕迎娶了王妃，並搬出皇宮，開始了獨立的生活。在這一時期，朱載垕的身邊聚集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學者，如高拱、陳以勤、殷士儋、張居正等人，他們不僅擔任裕王府的侍講，傳授朱載垕知識，更是在無形中塑造了他溫和、賢能的形象，為他未來的皇位繼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二王爭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朱載垕遭受了人生中的一大打擊——母親杜康妃去世。杜氏生前並不受寵，去世後，世宗明世宗朱厚熜不僅未給予她應有的哀榮，反而壓低了葬禮規格，不允許朱載垕以親子的身份服喪三年，百官也只能穿著淺淡色的衣服參與祭祀，這一切都透露出世宗對杜氏的冷淡態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朱載垕的弟弟朱載圳，因其母盧妃深受世宗寵愛，生活條件優渥，加之朱載圳本人聰明伶俐，善於交際，深得世宗歡心。

    在經濟上，朱載垕的處境尤為艱難。他只能依賴朝廷發放的祿米和錢鈔來維持自己、家庭以及王府官員和侍衛的基本開銷。即便是皇室成員應有的額外恩賜，朱載垕也不敢直接向世宗索要，而是通過向內閣首輔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行賄的方式獲取。這種窘迫的經濟狀況，迫使朱載垕不得不在皇店中尋求部分收入補貼家用，過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

    世宗對朱載垕的態度，不僅體現在經濟待遇上，更表現在對他的個人生活的嚴格限制。朱載垕的長子出生時，正值杜氏喪期，世宗對此大為不滿，後因閱讀朱元璋御製《孝慈錄》序才稍有緩和。而對於朱載垕的其他子嗣，世宗更是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例如，第三子朱翊鈞出生後，朱載垕不敢上報，甚至不敢為他舉行傳統的滿月剪髮禮，生怕引起世宗的不悅。

    自朱載壡去世後，世宗始終拒絕正式立儲，對待朱載垕和朱載圳並無區別，這使得朝野上下議論紛紛，不知何去何從。朝臣們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逐漸分化為兩大陣營：以徐階為首的擁裕派和以嚴嵩為首的擁景派。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左春坊左中允郭希顏試圖通過散布流言，指責嚴嵩欲加害朱載垕，以確保朱載圳能夠成為儲君，結果遭到了世宗的嚴懲，被處以極刑。世宗雖然處死了郭希顏，但為了平息輿論，最終還是決定讓朱載圳前往湖廣德安府就藩。

    然而，朱載垕的儲位之路仍未見曙光。即便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台，徐階成為內閣首輔之後，世宗仍對朱載垕心存疑慮，甚至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冬，世宗還向徐階詢問朱載垕是否因等待儲位太久而心生怨恨。這一消息被宦官泄露給了朱載圳，後者隨即上疏請求前往武當山為世宗祈福，世宗讓徐階擬旨，但朱載圳隨後因病未能成行。不幸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朱載圳病逝，朱載垕成為世宗唯一的兒子，這才在事實上確保了他儲君的地位。

    三、登臨大寶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的病情日益加重，此時，朱載垕的裕王府舊僚高拱進入內閣，張居正和陳以勤也分別擔任了禮部右侍郎和吏部左侍郎，他們的職位晉升與朱載垕繼承皇位的前景息息相關。世宗駕崩後，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