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張說是唐朝中葉一位聲名卓著的政治家、軍事家及文學家，他的根系源自河東（現今山西省），後移居文化底蘊深厚的洛陽。這位在多個領域展現卓越才能的歷史人物，其輝煌的仕途生涯可以追溯至武則天執政末期的永昌年間（689年—690年）。年輕的張說在此期間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脫穎而出，成功取得進士資格，由此開啟了他在大唐官場的廣闊舞台。

    在武則天時期，張說初露頭角，任職太子校書郎，負責整理皇家藏書及教育事務，這不僅是對他文才的認可，也是對其德行修養與學術素養的高度肯定。隨著才智與經驗的增長，張說穩步晉升，成為左補闕，這個職位要求他對國家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直接參與到帝國決策的過程中。他所展現出的深邃學識和敏銳洞察力，使其在朝廷中逐漸嶄露頭角。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張說還深度參與了當時一部重要的綜合性著作《三教珠英》的編纂。這部集合儒、釋、道三家智慧的鴻篇巨著，旨在融匯三教思想精華，彰顯了唐朝兼容並蓄的文化精神。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大足元年（701年），《三教珠英》終於得以完稿，鑑於張說在編纂過程中的重大貢獻，朝廷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進而將其提升為鳳閣舍人，這是一個直接服務於中樞決策機構的重要職務，標誌著他在政壇的地位得到了顯著提升。

    二、宦海浮沉與重任在肩

    景龍元年（707年），對於張說而言是一個轉折性的節點。這一年，張說因母喪遵循儒家孝道，毅然離職守孝，表現出對傳統倫理的堅守和對家庭親情的重視。待孝期屆滿，張說重返政壇，先是出任工部侍郎，負責全國工程營造與物資儲備等事宜，隨後調任兵部侍郎，執掌軍政、武官銓選以及軍事設施等相關事務，顯示了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紮實功底和廣泛才能。

    到了睿宗李旦統治時期，張說的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他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是唐代宰相級別的重要職務，職責涵蓋輔佐皇帝處理國家日常政務，同時他還肩負起監修國史的重任，這就意味著張說不僅要參與國家治理，還在文化傳承與歷史記錄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彰顯了他在政務與文化建設上的雙重才能。

    隨著時間推移，張說在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的開元元年（713年）達到了個人仕途的一個高峰，被任命為中書令，位極人臣，受封為燕國公，一時風光無兩。然而，官場如潮，起落無常，張說未能始終平穩，此後他遭遇了貶謫，先是從中央朝廷調離至地方，擔任相州刺史，後又轉任岳州刺史。這一時期的挫折並未能阻止張說的抱負與才智，反而鍛煉了他的堅韌與智慧。

    到了開元九年（721年），張說再度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回歸權力核心，擔任同中書門下三品要職，再次參與決策國家大事。隨著歲月的推移，張說的官職不斷攀升，最終在開元十三年達到左丞相的高位，至此，他已成為大唐王朝舉足輕重的宰輔重臣。張說逝世後，因其一生忠正清廉、文治武功而被追贈文貞的美諡，兩年後，魂歸故里，長眠於洛陽萬安山家族墓地中，完成了他輝煌而又波瀾壯闊的一生。

    三、才情橫溢與文學成就

    張說，在唐朝歷史上占據重要地位，不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幹和軍事指揮能力著稱，更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文學巨擘。他嚴守氣節，言出必行，人格魅力深得時人讚譽。張說的文章風格俊逸流暢，結構嚴密有力，尤以撰寫碑誌見長，其辭藻華麗而不失莊重，敘事抒情渾然一體，因而被尊稱為「大手筆」，諸多反映唐代重大事件和紀念重要人物的碑銘傳記等重要文獻，均有他的不朽之作。其作品輯錄成《張燕公集》，該文集流傳千古，成為後世學者研究唐代文學和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中蘊含的深厚文學修養與高尚情操，令人讚嘆不已。

    在詩歌領域，張說推崇詩歌創作中的風骨精神與深刻內涵相結合，他的詩歌意境高遠，情感真摯，既有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也有對人生哲理的深刻洞察。這種詩歌審美觀和創作實踐，對唐代詩歌藝術的發展產生了長遠且積極的影響，不少後來的著名詩人如張九齡、賀知章等人，都受益於他的文學指導與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