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砍向長安市中豪商富賈們的這一刀是無可避免，無論上官婉兒再怎麼使氣鬧騰，也只是給夫妻日常增添一點小情趣，並不能影響結果。

    只是這一刀該怎麼砍下去，也要講究一個方法，徵收重稅雖然是一個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卻並不好擬定一個標準。如果做不出一個名正言順、大眾認可的稅率方案，對日漸繁榮的商貿氛圍也是一大打擊。

    李潼需要的是一茬一茬長勢旺盛的韭菜，當然不會選擇竭澤而漁。財富的過度集中有悖於加快流通的商貿規律，無論投資宅田實業還是奢侈品，對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都不算大，但也並不是所有商賈都熱衷於獲利之後擴大生產。

    因此在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朝廷中形成了兩種方案。

    第一種就是已經收歸國有的寶利行社飛錢匯票業務採取利率年限浮動制，開具出的飛錢第一年抽利百分之八，第二年百分之十，第三年則就達到了百分之十五，以此推動財富的流通。換言之財富若長久的不作流通，那財富就會逐年貶值。

    如今飛錢的便利性與安全性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大凡想要進行商貿買賣，便繞不開飛錢。雖然飛錢抽利額度極高，可又遠遠低於大宗財物遠途運輸所產生的消耗，安全的保障上更不必多說。

    雖然說可以通過趕在年限之前更換票據以迴避高折耗，但飛錢出具的費用就是百分之十，所以在第一年之內就將錢花掉才是最合算的。只有儘快的讓錢生錢，才能跑贏存儲的高折耗。

    當然這種高利抽取勢必會打擊時流兌換飛錢的積極性，所以朝廷又留出了另一個方便法門，那就是投資免稅。

    在朝廷所規定的一些地點與行業，商賈們只要進行投資、建造工坊，便可以根據投資的本錢規模、用工數量以及產能等數據綜合，獲得一定的利潤退返。

    這樣一來，朝廷便可以通過寶利行社的飛錢業務，去影響社會財富的流通速度，刺激民間生產力的發展，將民生百業都納入統籌之中，也不需要增添更多的冗餘機構、增加行政成本，就能讓社會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率的調動。

    第二種則就是定向發售債券，隨著張仁願入朝拜相，被冷落多時的西河行社再次被提上議題。由寶利行社出面作保，西河行社面向民眾募集資財，向朝廷支付巨資以換取青海地區各類礦料一定年限的開採權，再由朝廷定向進行回購。

    青海並周邊地區不乏礦料的產出，吐蕃軍隊之所以甲刀堅銳，與此也有莫大的關係。大唐既然已經收復了青海，對區域內資源的挖掘與利用自然也要提上日程。

    可若由官方組織開採生產，不說前期進行的各項投入，單單過程中所產生的行政浪費就會非常驚人。想要杜絕這一情況，又要增加各種監察成本。

    若直接打包發售給民間的團體，非但可以節省前期的籌備與投入，還能直接獲取不菲的利潤。而且青海不同於內地，運輸的成本極為高昂，即便用民力將銅鐵開採出來，也不會有大量流入民間的隱患。

    更何況朝廷直接在隴右將這些礦料進行回購，這些戰略相關的物資便又重新回到了朝廷的掌控之中。

    李潼也在以此探索一個新的開拓模式，朝廷的武力在前方進行開拓，民間的資源在後方湧入，消化這些新占領的疆域領土。

    如此一來既能削減對外開拓的成本，也能提升兼併融合的效率，使官方與民間的利益取捨高度一致，從而使一系列對外的戰爭不再流於唐皇好武功的窮兵黷武，疆域越打越大，人民越打越窮。

    不過這樣經邊的策略畢竟成功的先例經驗不多，李潼也比較擔心民間對此認可度不高，讓西河行社債券發售的情況不夠理想。

    除了寶利行社這一金字招牌作保之外，他還決定將這債券與鄯州官造榷場的配貨額度捆綁起來。簡而言之，只要購買了西河行社的採礦債券，相應的便能獲得一定額度的隴右官市配貨權。

    這配貨權並不是直接參與到官市的交易買賣，而是國中商賈們提供相關商品，由官府按照時價溢出一定的比例進行收購。

    這樣一來，就算西河行社的開採力度和回報不夠理想，起碼還有官市配貨帶來的穩定收益對衝風險。

    李潼也並不擔心商賈們會因為這一系列的投資變得更加富有，畢竟這種財